陕西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作为国内该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其考博论文写作需深度融合理论建构与实践分析。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语境下，比较教育研究应突破传统跨国比较的框架，转向以“文明对话”为内核的跨文化教育比较范式。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切入点，可构建“政策移植-文化调适-制度创新”三维分析模型，重点考察中国教育标准在东南亚国家的适应性改造，如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三语并行”政策中的课程重构案例，揭示制度移植与文化语境的动态博弈机制。

研究方法层面需整合量化分析与质性研究，建议采用混合研究设计：首先通过OECD教育指标数据库进行跨国面板数据分析，建立教育公平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模型；继而运用扎根理论对北欧教育公平政策文本进行三级编码，提炼“社会补偿-资源均衡-文化包容”政策工具包。以芬兰教育公平政策为例，其“现象式教学”改革中嵌入的弱势群体识别机制，可为中国城乡教育一体化提供“精准识别-动态监测-补偿干预”的实践路径。

在理论创新方面，应着力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教育分析框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提出“教育比较的文明转向”理论，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比较范式。通过对比分析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与中国“产教融合”模式的制度演进，揭示不同文明对技能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差异：德国强调“职业伦理内化”，中国侧重“工匠精神培育”，这种差异本质上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现代性转换的镜像反映。研究需运用文化基因理论，解构“师道尊严”传统与西方“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融合路径，如陕西师范大学“西迁精神”与德国洪堡大学“学术自由”理念的互鉴实践。

政策建议部分应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教育比较研究的战略转向。建议构建“全球教育治理参与能力评估体系”，从制度话语权、标准制定力、文化影响力三个维度建立评价指标。以世界教育论坛（WENR）为案例，分析中国教育议题设置能力的提升策略：通过设立“中国教育创新奖”国际评选机制，推动“双减”政策经验转化为全球教育治理议题。同时需防范文化折扣现象，在比较研究过程中建立“文化转译”机制，如将“五育并举”理念转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框架下的可操作指标。

研究局限与展望部分应坦诚指出当前比较研究的三大瓶颈：其一，数据获取存在国别壁垒，需加强国际教育大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其二，理论对话深度不足，建议设立“比较教育学理论创新基金”，推动与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其三，实践转化效能待提升，可借鉴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的“政策实验室”模式，建立“比较研究-政策模拟-实践验证”的闭环机制。未来研究可拓展至数字教育比较新领域，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比较范式的重构，如中德“智慧课堂”伦理标准比较中的“技术中立”原则适用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