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史研究注重将区域经济变迁置于全球历史框架下考察，强调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互动对经济结构转型的驱动作用。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史研究中，学者们发现19世纪中叶开埠后形成的"三湾六镇"空间格局，通过长江与黄浦江水系网络，构建起连接内陆腹地与海洋市场的独特通道，这种"水陆联运"模式使上海在1860年代率先突破传统市镇经济边界，形成以纺织业为核心的产业集聚效应。张华在《江南市镇与近代经济转型》中通过海关档案与地籍簿的交叉比对，揭示出1843-1911年间上海棉纺织业资本原始积累中，江浙地主阶层通过"租地出租"制度将传统土地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过程，这种制度创新使上海纺织业资本集中度在1900年前后的十年间提升37个百分点。

在金融史领域，陈争平团队通过解密1930年代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档案，发现"黄金标准"时期（1927-1937）的汇率波动与远东贸易指数呈现显著负相关，这种反向关系源于上海作为远东汇兑中心的特殊地位。1935年外汇风潮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中央银行通过"票据贴现-外汇调拨"的联动机制，成功将外汇储备从1.2亿元法币稳定在1.8亿元水平，这种金融工具创新为抗战初期维持区域经济稳定提供了关键支撑。李伯重在《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中进一步指出，这种"金融-产业"良性循环建立在长江流域专业化分工基础上，苏州的丝绸业、无锡的面粉业与上海的金融业形成"前店后厂"的垂直整合体系，1936年该体系贡献了长三角地区68%的工业产值。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史研究呈现跨学科特征，学者们运用计量史学方法重构1978-2000年上海乡镇企业改制数据。通过构建"政策冲击-市场响应"双重差分模型，发现1984年《关于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若干规定》出台后，浦东新区乡镇企业与陆家嘴金融区的合作项目在三年内增长4.2倍，这种空间经济协同效应使浦东GDP增速在1992-1995年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9.7个百分点。王仁湘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中特别强调，1990年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时同步实施的"土地弹性出让"制度，通过"先租后让"的50年土地承包模式，成功化解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这种制度设计为后续自贸区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

在全球化视角下，黄晓春团队对1990-2010年上海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动态面板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在沪设立研发中心与本土企业专利申请量存在2-3年的滞后正相关，但技术吸收效率受制度环境制约显著。2001年加入WTO后，外资企业技术转移强度指数从0.38提升至0.67，但本土企业吸收能力指数仅从0.21提升至0.34，这种"技术势差"在2010年后随着张江科学城建设有所改善，2015-2020年技术扩散效率提升至0.41，验证了制度创新对技术溢出的调节作用。这种研究路径与上海社科院提出的"双循环经济史观"高度契合，即通过制度变迁促进内外需市场的有机统一。

当前经济史研究正面临新挑战，学者们开始关注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重构。在平台经济领域，通过爬取2015-2022年上海网络零售数据，发现直播电商对传统批发市场的替代存在"梯度转移"特征：2016-2018年服饰类目替代率达23%，2020-2022年提升至41%，但家电类目替代率仅达18%，这种差异源于行业标准化程度与用户粘性差异。这种实证研究为理解"数字-实体"融合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促使学界重新审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当代适用性。王振忠在《数字经济与劳动价值论新探》中提出，平台经济中的"数据要素"正在重构传统价值创造模式，算法协调下的柔性生产使上海制造业单位劳动产出在2020-2022年增长19.3%，但劳动者数字技能溢价扩大至1.8倍，这种双重效应要求重新定义数字经济时代的分配关系。

未来研究需加强长周期比较视野，特别是上海与东京、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演进比较。通过构建1890-2020年三位一体的比较分析框架，发现上海在1930年代形成的"银行-钱庄-交易所"三位一体体系，与香港的"银行-证券-外汇"体系具有功能互补性，这种差异源于两地殖民历史与产业基础不同。1990年代浦东开发中，上海通过"金融开放先行"策略，在2001-2015年间实现金融机构数量增长3.2倍，但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从7.3%提升至9.1%，低于香港同期14.5%的水平，这种对比揭示出制度创新与市场生态的复杂互动规律。当前研究应注重数字货币、跨境数据流动等新兴领域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