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作为理解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维度，始终与制度变迁、技术革命和社会结构转型保持深层互动。在全球化与数字技术重构现代经济秩序的当下，重审经济思想史不仅能够揭示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更能为破解当代发展困境提供历史镜鉴。本文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新古典主义范式转换、凯恩斯主义革命为三维坐标，结合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当代理论，系统梳理经济思想史的核心脉络。

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奠基性突破始于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性重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商品二重性、剩余价值理论等创新，将经济学从古典学派的流通领域研究转向生产关系本质剖析。其对资本积累规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经济危机周期的论证，不仅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更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运动机制。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起点，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揭示现代性困境，这种将经济学与社会批判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对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新古典主义范式的转型呈现出方法论革命与价值取向的双重突破。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通过数学化建模实现了经济分析的精确化，帕累托最优概念的确立标志着资源配置效率成为核心评价标准。但新古典综合派在凯恩斯革命冲击下的理论整合，暴露出其微观基础薄弱与宏观分析断裂的内在缺陷。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将交易成本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为理解市场机制与制度环境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范式。这种将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转向，在张五常的产权经济学、杨小凯的博弈论经济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标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特征，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为教育投资的经济价值提供了量化分析工具。在全球化4.0时代，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通过制度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构建了包容性制度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体系。吴文远教授在《中国经济学说史》中提出的"渐进式改革"理论，将中国道路的制度创新置于经济思想史坐标系中进行定位，这种本土化理论建构对理解新发展格局具有特殊价值。

数字技术革命催生了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式的结构性转变。平台经济催生的双边市场理论、算法定价引发的公平效率悖论、区块链技术重塑的信用体系，这些新经济现象要求经济学突破传统分析框架。阿西莫格鲁与罗默的《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强调，数字时代需要重构知识生产、创新激励与制度适配的理论模型。浙江大学在数字经济研究方面形成的"技术-制度-政策"三维分析框架，为理解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的范式竞争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重审经济思想史有助于超越意识形态藩篱进行理性对话。比较经济学说的演进揭示，不同文明的经济治理模式本质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适应性选择。中国经济学在吸收西方理论精华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实践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安排。这种理论自觉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创造性回应。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征程中，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保持历史耐心与理论锐度，在守正创新中推动经济学说体系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