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问题始终围绕现代化转型与民族国家建构展开。从鸦片战争到新时代的百年历程中，中国社会的变革既呈现线性演进特征，又充满断裂与重构的复杂性。以洋务运动为起点，传统士大夫阶层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现代化方案，但甲午战败暴露了单纯技术改良的局限性。张之洞"中体西用"理论在实践层面遭遇制度性困境，折射出传统治理体系与近代化需求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在戊戌变法时期达到临界点，康有为试图通过制度变革实现"托古改制"，却因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失败，最终演变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政治实践。

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体制未能解决根本性矛盾，袁世凯复辟与军阀割据的反复印证了制度移植的脆弱性。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口号，试图从思想文化层面重构现代性基础，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显示出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必然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释了革命与建设的辩证关系，提出通过"两步走"战略实现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双重目标。抗日战争的淬炼使国家认同从地域性向民族性转化，国共合作形成的统一战线为现代国家建构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将现代化目标重新锚定在经济发展层面。经济特区的设立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但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冲突与利益分化也日益凸显。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建与现代化建设的互动关系，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注重统筹协调发展，习近平新时代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些理论演进始终围绕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展开。当前中国面临的历史方位要求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关系，如何在百年变局中实现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将成为新时代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关键命题。这种研究需要突破传统分期框架，在文明演进视角下重构分析范式，既要关注制度变革的物质基础，也要考察文化心理的结构性转变，更需在比较视野中提炼中国道路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