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始终围绕民族复兴与现代化转型两大核心命题展开，这两个基本问题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坐标系。从鸦片战争到新时代的百年历程中，中华民族在被动卷入世界体系与主动探索发展道路的辩证运动中，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实践范式。本文试图以"双重现代性"理论框架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史中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互动关系，重点探讨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选择与制度调适问题。

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场域中，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的制度探索具有典型意义。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方案，本质上是通过技术引进维系传统社会结构的增量改革。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工业的建立，既体现了技术移植的表层现代性，又暴露出制度性缺陷导致的效能低下。这种"器物现代化"的局限性在甲午战败中暴露无遗，迫使知识分子转向制度层面的反思。康有为《大同书》提出的议会政治构想，虽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却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式，折射出传统士大夫阶层现代化转型的内在矛盾。

新文化运动至延安整风的知识论转向，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路径的范式突破。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全盘西化"主张，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案形成理论对峙，这种思想论争实质是现代化方案的选择困境。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将技术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纳入统一框架，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引。土地革命时期推行的合作社运动，既包含苏联计划经济的要素，又创造性发展出"耕者有其田"的中国特色，这种制度调适经验为后续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后的技术引进与制度创新，展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动态演进特征。1978年《关于加速发展电子计算机工业的几项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技术追赶战略的全面升级。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的政策转向，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技术主权问题的复杂性。华为公司从代工企业到5G技术领跑者的蜕变历程，印证了"渐进式创新"路径的有效性。但需警惕的是，在技术依赖与制度创新之间仍存在结构性矛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暴露出的芯片产业链短板，警示着技术自主与开放合作的辩证关系。

当前中国面临"卡脖子"技术攻关与高质量发展双重挑战，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技术突破必须建立在制度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之上。华南理工大学作为中国工程科技领域的重镇，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如何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的良性互动，值得深入探讨。未来的研究应关注三个维度：一是技术伦理与制度创新的耦合机制，二是工程师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演变，三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技术标准输出问题。这些问题的突破，将有助于构建更具解释力的中国近现代史理论范式，为新时代的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