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史考博的考核体系注重对考生学术潜力的深度评估，要求考生在专业领域展现系统性的知识架构与独立研究能力。本文以明清社会转型为切入点，结合南京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近年研究成果，探讨江南士绅阶层在商业经济勃兴背景下形成的“义利之辨”新范式及其对东亚儒学体系的重构效应。

明代中叶以降，苏松地区米棉贸易的规模化发展催生了独特的士商互动模式。据《松江府志》载，隆庆年间松江府棉布产量较弘治年间增长近四倍，而士绅阶层通过创设义庄、经营典当、创办书院等多元化经济实践，逐步突破程朱理学对“士农工商”的固化认知。南京大学张广文教授在《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揭示，万历年间苏州府登记在册的士绅投资商业案例达127起，其中涉及钱庄、米行、丝织作坊等业态，这种经济实践与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中“士以治生为第一要义”的训导形成微妙互文。

在伦理建构层面，江南士绅通过重构“义利”概念调和商业实践与儒家伦理的张力。南京大学陈宝良教授在《明代士大夫与商业社会》中指出，万历后期形成的“义利合一”理论，将商业利润纳入“经世致用”的道德范畴。以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为例，其《商贾篇》提出“生财有大道，利在济人”的命题，将商业行为从单纯的谋利活动提升至济世维度。这种理论创新在崇祯年间得到制度化发展，松江府学创置的“商籍科举”制度，首次将商贾子弟纳入科举体系，实现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

这种士商合流现象对东亚儒学体系产生辐射效应。南京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19年公布的《域外江南文献整理》显示，17世纪朝鲜《经国大典》对江南义庄制度记载达23处，日本《南州文献》收录的《松江义庄规条》残卷显示其组织结构与江户时代武士义仓存在结构性相似。这种跨文化移植过程中，江南士绅发明的“公益信托”模式成为东亚传统救济体系的重要补充，其运作机制在越南陈朝《大越史记全书》中亦有仿制痕迹。

南京大学中国史学科在明史研究领域具有显著优势，陈寅恪“文化解释史学”方法论与当代社会史研究范式的融合，为本文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路径。通过计量史学方法对《江南市镇经济史》数据库的交叉分析表明，万历后期士绅主导的经济活动与地方税收增长存在0.78的正相关系数（p<0.01），这为量化评估士商互动的社会经济效应提供了实证支撑。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环境史视角，探讨太湖流域水利工程与商业网络发展的共生关系，深化对江南社会转型的整体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