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域下的文学对话与身份重构是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以张爱玲与伍尔夫的互文性研究为例，两人在处理东方主义叙事时呈现出有趣的差异：张爱玲在《金锁记》中通过曹七巧的悲剧命运，既揭示了传统宗法制度的压迫性，又暗含对西方现代性入侵的批判；而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则通过拉姆齐夫人与莉莉的对话关系，构建了英国知识阶层对东方文明的想象性疏离。这种差异折射出二十世纪中西方文学在应对跨文化接触时的不同策略，即中国作家更倾向于将异域经验转化为本土性叙事，而英国作家则惯用东方主义框架进行自我他者化。

比较诗学视角下的文本细读可揭示深层的文化编码机制。以《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比较为例，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镇与曹雪芹描绘的大观园虽同属魔幻叙事，但前者通过"冰块"等超现实意象构建了拉美殖民历史的隐喻系统，后者则以"通灵宝玉"等象征物承载着儒家伦理的哲学思考。这种差异印证了宇文所安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文学传统中的集体无意识会制约作家对异质文化的接受方式。

跨媒介比较研究为文学传播提供新维度。以《聊斋志异》的影视改编史为例，从1930年代郑正秋的默片版本到2018年陈正道执导的动画电影，不同媒介形态对志怪文本的阐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早期改编侧重儒家伦理的视觉化呈现，如《画皮》中陈义山的形象重塑；而新媒体时代更强调感官冲击与类型片元素的融合，如《画皮2》对商业大片叙事套路的借鉴。这种演变揭示了媒介技术如何重构文学经典的接受语境。

后殖民理论框架下的文学批评需警惕本质主义陷阱。以王安忆《长恨歌》与奈保尔《河湾》的比较为例，两者虽同属城市书写，但前者通过石库门弄堂的空间叙事，展现了传统江南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韧性转化；后者则借助非洲河湾小镇的物理空间，完成了对殖民话语的批判性解构。这种差异提示我们：跨文化比较不应简化为优劣判断，而应关注不同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建构策略。

比较文学研究正经历从"影响研究"向"平行研究"的范式转型。以中国现代诗歌与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关系为例，虽然波德莱尔对徐志摩产生直接影响，但鲁迅《野草》中的意象系统与瓦雷里《年轻命运女神》的哲学诗学却形成了跨时空的平行对话。这种研究转向要求学者突破"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在文化混杂性（hybridity）中寻找新的阐释路径。

文学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为比较研究注入新活力。以《山海经》与《贝奥武夫》的神话比较为例，前者通过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母题建构了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后者则借巨人安格鲁斯与英雄贝奥武夫的对抗，完成了日耳曼部落的英雄叙事。这种比较不仅揭示神话的原型意义，更暴露出不同文明对自然崇拜与人文精神的不同侧重，为理解文明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维度。

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正在重塑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以《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文本挖掘为例，通过词频分析发现，前者"情"字出现频率达1275次，后者"爱"字出现2347次，这种量化对比与《红楼梦》"千红一哭"的悲剧意识形成互文，而《源氏物语》对"爱"的极致书写则印证了日本平安时代的审美取向。这种技术辅助的文本分析，使跨文化比较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实证，极大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需要建立动态的"问题意识"。以"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这一命题为例，钱钟书提出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在数字时代面临新的挑战：网络文学出海与西方流媒体平台的内容输出，既创造了"Z世代"的全球文化共同体，也加剧了文化折扣现象。这种矛盾要求研究者重新审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理论内涵，在文化全球化与在地化张力中寻找平衡点。

最后需要指出，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坚持"主体性"原则。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西方影响研究为例，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王尔德戏剧的本土化改编，既要承认外来文化的启蒙价值，更要警惕文化殖民风险。正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强调的，任何比较都应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避免将弱势文明的文学经验简化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注脚。这种批判性思维，正是比较文学研究保持学术生命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