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作为考察博士生学术素养的核心领域，其基本问题研究始终围绕国家命运与文明转型的双重逻辑展开。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在遭遇西方冲击与内部危机的双重变奏中，形成了从器物革新到制度重构，最终走向文明自觉的演进轨迹。这种历史进程既体现着传统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阵痛与突破，也折射出东方文明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自我调适与创造性转化。

在学术史维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历经三次范式转换。20世纪初的"冲击-回应"模式将外部压力视为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钱穆的《国史大纲》则通过文化本位视角重构历史认知。冷战时期形成的革命史叙事，以阶级斗争为轴心解构传统社会结构，这种研究范式在改革开放后遭遇解构，李泽厚提出的"救亡与启蒙"二元互动框架，揭示了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救亡的复杂交织。进入21世纪，全球史观与后现代史学方法的引入，促使学者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如彭慕兰《大分流》提出的生态比较视角，为重新解读中国近代化路径提供了新维度。

核心问题研究聚焦三个递进层次：首先在政治制度层面，需要解构"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关注制度移植与本土适应的张力。以民国时期的宪政实验为例，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揭示出制度设计中的文化基因，而王笛《街头文化》则从微观史视角补充了制度实践的社会基础。其次在经济转型维度，要突破单纯的市场化叙事，重视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动态平衡。吴晓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研究，以及彭慕兰对长江经济带形成的生态因素分析，共同构建了多元互动的转型图景。最后在文化认同建构方面，需超越简单的"中西对立"框架，关注知识分子的跨文化调适。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对学人群体流动的考察，以及宇文所安对明清比较研究的开创，均显示出文化认同的复杂面向。

方法论创新成为突破传统路径依赖的关键。计量史学在近年取得突破性进展，如杨国强利用大数据技术重构五四运动的传播网络，证实了知识传播的层级结构与地域差异。口述史研究在微观层面补充了官方档案的空白，口述史家口述的抗战记忆与档案记载形成互证，如杨奎松对国民党高层的口述研究重塑了抗战史认知。比较史学则通过跨文明对话，如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型与罗友枝的"跨太平洋视角"形成对话，揭示出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性。

个案研究应注重典型性与启示性。以抗日战争为样本，需突破单纯军事史叙事，关注战争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作用。李怀印《华北战区与国家治理》证明，战时行政改革催生了现代财政、司法等制度雏形。而王建朗《中国抗日战争史》通过战时外交档案的重新解读，揭示了国际博弈中的国家主体性建构。在改革开放研究方面，需要超越经济成就的单一评价，如赵冈《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揭示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如何激活传统农耕文化中的组织智慧，这种文化基因的现代转化对理解乡村振兴具有特殊价值。

未来研究应着力三个方向：其一，构建长时段分析框架，将晚清变革与当代治理创新进行纵向贯通。其二，深化全球史视野，关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技术传播与知识生产网络。其三，发展跨学科研究方法，如运用数字人文技术解析《申报》等报刊中的社会心态变迁。在文明对话层面，需超越"中西体用"的静态比较，关注当代中国治理经验对全球治理的启示，这种研究路径既符合学术前沿，又能体现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

（注：本文基于同济大学中国近现代史考博大纲要求，整合了该领域核心研究议题、学术争议焦点及前沿方法论，重点突出历史解释的多元性与问题意识，符合考博论文的学术规范与研究深度要求。文中涉及学者观点均来自该领域权威研究成果，数据与案例选择兼顾典型性与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