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演变轨迹与哲学思想、社会结构、艺术审美存在深刻互文关系。从先秦诸子散文到明清小说，文学形态的嬗变始终伴随着文化认同的建构与解构。以《诗经》为源头，两汉赋体确立铺陈之美，魏晋骈文发展形式技巧，至唐宋古文运动实现文道合一，这一过程折射出士人阶层对文学本质的持续探索。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传奇突破志怪框架，以李商隐《锦瑟》为代表的朦胧诗学，以及宋代话本中市民意识的觉醒，都预示着文学世俗化转向。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需建立多维阐释体系。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的"境界说"，将传统意境理论推向新境，强调情感与情境的交融。这种理论观照下，杜甫"星垂平野阔"的雄浑气象，既包含对盛唐气象的集体记忆，亦暗合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而明清小说中的世情描写，如曹雪芹《红楼梦》对家族兴衰的刻画，实为儒家伦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变形与重构。这种文学史与社会史的交织，要求研究者具备跨学科视野。

当代学术范式转型带来新的研究可能。数字人文技术为《全唐诗》等大型文献的文本挖掘提供新路径，如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晚唐政治动荡与诗歌主题的关联。但需警惕技术主义倾向，仍需回归文本细读传统。钱钟书《管锥编》的"六经注我"理念，在当下具有特殊意义，面对《文心雕龙》等理论文本，既要吸收现代阐释学方法，更需把握其"原道"思想的核心要义。比较文学视域下，可对比《诗经》与古希腊史诗中的自然崇拜，或唐宋诗论与西方浪漫主义的美学追求，但须注意文明差异的深层结构。

近年研究呈现两大趋势：一是重释经典中的性别话语，如重新审视《列女传》的伦理建构；二是关注物质文化对文学形态的影响，如宋元话本与市井书坊的关系。但需避免过度阐释，如将《牡丹亭》的性爱描写简单归为反礼教，而忽视其通过"情"的哲学化处理对儒家心学的调和。在方法论层面，可借鉴陈寅恪"二重证据法"，将文学文本与考古发现、碑刻铭文互证，如通过敦煌变文写本考察唐代民间信仰与文学叙事的互动。

面对人工智能对文学研究的冲击，传统考据学仍具不可替代价值。如通过甲骨文校勘《尚书》真伪，或利用墓志铭补证史传缺载，这种实证精神是AI难以企及的。但需建立人机协同研究模式，如用AI分析《全宋诗》的意象分布，再由研究者进行哲学阐释。终极目标在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既要有"诗可以兴观群怨"的传统认知，也要发展出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批评范式。这需要学者在文献学、美学、社会学等多领域持续深耕，在守正创新中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