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作为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领域，其基本问题始终围绕民族复兴、社会转型与道路选择展开。首都师范大学考博真题近年来呈现跨学科融合趋势，既要求掌握传统史实脉络，又强调理论工具的运用。以"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多元探索及其历史启示"为题，可从三个维度展开论述。

在现代化路径选择层面，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器物革新虽未能突破制度桎梏，但其技术引进模式为后续变革奠定物质基础。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等实践，既体现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又暴露出技术依赖与制度惰性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器物-制度"的割裂状态，在甲午战败后加速了维新派的制度批判，康有为《大同书》提出的议会政治构想，虽受托古改制局限，却首次系统引入西方宪政理念。

思想文化转型方面，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启蒙话语，实质是传统士人价值体系的现代性重构。陈独秀《敬告青年》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格解放，与"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精神特质相结合，这种启蒙范式既承袭了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又吸收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创造的"群众史观"，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转化为阶级斗争理论，实现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换。

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多重断裂与重构特征。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理想，在后期实践中演变为地主武装割据，这种土地改革悖论折射出传统宗族社会向现代国家建构的过渡困境。民国时期上海租界形成的"半现代化"空间，既催生了买办资产阶级，也孕育了工人阶级政党，这种双重现代性并存状态，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提供了历史注脚。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改造，则完成了从"单位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关键。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需突破线性进步史观束缚，在"冲击-回应"与"自主性"的辩证关系中把握历史逻辑。费正清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启示我们，现代化道路选择始终内在于本土文明特质。当前研究应着重关注三个结合：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国家治理的融合机制、多元现代性要素的调适过程、历史周期律的破解路径。这种研究范式对理解新时代"两个结合"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特别是在乡村振兴、科技自立自强等重大战略中，历史经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