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作为研究中华民族在西方冲击下面临的现代化转型、国家建构与社会变革的核心领域，其基本问题始终围绕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救亡与启蒙的互动、革命与改革的辩证展开。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强调的"多元现代性"命题，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重要视角，但需注意其理论框架在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实践时的局限性。本文将从国家整合与现代化路径、社会转型与阶级结构、思想启蒙与政治实践三个维度展开论述。

在政治现代化层面，国民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与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试图通过伦理重建实现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化，后者则通过暴力革命重构社会基础。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评价的"全盘西化"主张，实际上低估了本土资源对制度创新的支撑作用。以福建地区为例，厦门大学的建立既吸收西方学术体系，又保留传统书院讲学传统，这种"体用结合"模式为后续的西南联大教育体系提供了经验参照。杨奎松在《国民党的改造》中揭示的党内现代化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本质上反映了传统士绅阶层与现代精英的权力博弈。

经济转型方面，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在清末遇到实践困境，但民国时期民族资本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以荣氏家族的面粉、纺织工业为例，其资本积累既依赖传统宗族网络，又通过现代股份制实现规模化经营。这种"传统资本社会化"现象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得到理论升华，形成"批判继承"的资源配置模式。值得注意的对比是：台湾地区在日据时期形成的"农业工业化"路径，与大陆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共同构成了战后东亚经济转型的多元样本。

文化领域呈现的"断裂与连续"辩证关系，需要具体分析。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经典的解构，催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主题，又促使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传统资源的现代价值。陈寅恪晚年提出的"以史为鉴"说，与钱穆的"温情与敬意"形成理论呼应，这种学术转向在当代"文化自信"建设中持续发酵。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作为朱子学发源地，其民间宗族组织在当代基层治理中的功能转型，为理解传统资源现代转化提供了微观案例。

当前研究需突破"线性进步史观"，在比较视野中审视不同现代化路径的得失。例如，日本"脱亚入欧"与中国的"师夷长技"在民族主义驱动下产生相似制度设计，但结局差异揭示出文化主体性的关键作用。台湾地区经验表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整合与社会流动存在复杂互动，这要求我们在分析大陆改革时兼顾制度变革与文化调适。未来研究应加强量化分析，结合地方志、海关档案等微观史料，深化对具体转型机制的理解，尤其关注女性、底层民众等群体的历史主体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