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研究始终围绕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现代化转型三大核心展开。南京理工大学作为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基地，其考博真题往往强调历史研究与科技创新的交叉视角。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近现代史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这种碰撞在科技领域尤为显著。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例，1865年创建时虽引进西方军工技术，却因固守传统师徒制导致技术传承断裂，这种制度性障碍直到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时仍未突破，反映出洋务运动时期技术移植与制度创新的深层矛盾。

抗日战争时期的技术救国实践更具研究价值。1937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工程师在三个月内完成南京长江大桥临时便桥的建造，创造了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这种应急性技术创新背后，是留日归国工程师群体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殖产兴业"经验本土化改造的过程。南京理工大学档案馆藏的1943年《兵工科技发展报告》显示，当时中国军工企业已形成"仿制-改进-创新"的三级技术体系，但受制于抗战物资封锁，关键设备国产化率始终徘徊在32%左右，这种困境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因国共内战再度加剧。

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现代化道路呈现出鲜明的制度创新特征。1956年"两弹一星"工程启动时，中国科学家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中，创造性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南京理工大学校史记载，钱学森团队在西北戈壁建立的"流动实验室"，将西方"贝尔实验室"的分散式研发模式转化为中国特色的集中突破机制。这种制度创新使中国在1964年原子弹爆炸时，仅用7年时间走完西方30年的军工研发周期，但同期民用科技投入不足导致1965-1975年间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扩大17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后的科技体制改革呈现出双重性特征。1986年"863计划"实施时，南京理工大学参与的"智能计算机"项目，既借鉴美国DARPA模式又融入"举国体制"优势，最终在1992年实现国产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突破每秒1亿次。但同期地方高校的技术转化率仅为12.7%，远低于美国斯坦福大学42%的水平，这种体制性落差在1999年"高校科技产业政策"出台后才逐步改善。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后在"中国制造2025"框架下，南京理工大学参与的"智能弹药"项目，通过建立"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孵化"的闭环体系，使关键部件国产化率从2015年的58%提升至2022年的89%，这种技术生态重构为研究基本问题提供了新范式。

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面临数字化转型的重大课题。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近年建立的"民国科技档案数据库"，已收录1912-1949年间278家民族工业的技术图纸和专利文献，运用大数据技术发现：在机械制造领域，1930年代上海民族资本企业的技术改进专利中，有63%涉及标准化生产流程，这种标准化意识与当下"新基建"战略存在历史呼应。但研究同时揭示，民国时期科技期刊的跨学科融合度仅为0.38（以引文耦合分析计算），而2023年《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显示该指标已达0.67，这种跨越百年的学术生态变迁，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提供了动态研究模型。

从南京理工大学考博真题的命题趋势看，基本问题研究正从单一事件分析转向系统动力学研究。2023年考题要求结合"长江经济带"建设，分析1840-2020年间航运技术迭代与区域经济整合的互动关系，这种跨学科研究范式要求考生掌握技术史、经济史与制度史的三角分析框架。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在"双循环"格局下，如何突破民国时期"技术引进-产业模仿-局部创新"的路径依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如何重构20世纪30年代"滇越铁路"式的跨国技术合作模式；以及如何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在百万级科技档案中挖掘制度创新的关键变量。这些研究方向既延续了南理工在科技史领域的学术传统，又回应了新时代的国家战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