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实践，始终遵循着"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创新既植根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精神沃土，又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实践土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理论挑战，也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相结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突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面对苏联模式带来的教条主义困境，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论十大关系"的系统思考，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就展现出独立自主的理论品格。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破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撑。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呈现多维突破态势。在哲学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路径，构建起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形态。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新发展理念"突破传统增长范式，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顶层设计，形成涵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科学社会主义维度，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等原创性论断，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些理论创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展现出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引领力。

实践路径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逻辑。脱贫攻坚战中形成的"精准扶贫"方略，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疫情防控实践中提出的"动态清零"政策，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导向，又创新运用大数据、健康码等数字技术手段，实现了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这些实践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为理论创新提供鲜活素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2022年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增长15.5%，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从39.8%提升至41.5%，充分印证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良性互动。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强化三个维度的理论自觉。在历史维度上，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如《尚书》"民惟邦本"思想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关联，《礼记》"大同"理念与共同富裕目标的现代转化。在现实维度上，要系统研究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课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治理理论。在比较维度上，要超越"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思维，在文明交流互鉴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近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路径研究》，通过建立"经典文献-历史实践-当代转化"三维分析框架，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青年学者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着力培养"三个能力"：一是历史思维能力，善于从《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到二十大报告的百年文献中提炼理论脉络；二是实践创新能力，能够运用社会调查、大数据分析等现代方法研究乡村振兴、科技自立自强等现实问题；三是国际话语建构能力，在比较文明视角下讲好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中国故事。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届博士毕业生张某某，通过研究"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的群众路线创新"，将传统乡约制度与现代社区治理相结合，其研究成果被写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意见》，充分展现了青年学者的学术担当。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构建"理论-实践-时代"三维坐标体系。纵向坐标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理论创新史，横向坐标比较中西方现代化道路差异，立体坐标分析"两个大局"交织激荡中的中国实践。这种立体化研究范式，既能防止陷入教条主义窠臼，又能规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泥潭，真正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守正创新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这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指明了根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