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核心内容，其研究体系既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和时代特征。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学与科研传统中，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始终强调"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注重从文本分析到现实关切的贯通性研究。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为脉络，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20世纪中国的重要发展轨迹。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标志着人类思想史的根本性变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构建了完整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系。这一时期形成的"两个必然"理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和"两个决不会"（社会主义不等待资本主义腐朽不堪时再到来，革命不能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辩证关系，为后续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理论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揭示的"金融资本""垄断同盟""殖民体系"等新特征，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20世纪初国际格局形成精准对接。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在《国家与革命》中得到系统阐释，提出"苏维埃=苏维埃政权+电气化"的著名论断，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策略的理论，特别是新经济政策中"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辩证思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理论资源。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革命与建设的双重维度上实现理论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想，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系统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形成的"一化三改"总路线和"和平赎买"政策，创造性地解决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的中国方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系统阐述，构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准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实现三大理论突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江泽民在《论"三个代表"》中发展了党的先进性理论；胡锦涛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系统论述科学发展观，形成"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中实现理论创新，提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核心框架，构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复旦大学学者团队在三个维度取得重要突破：一是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语料库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语义演变研究》中发现"解放""公平""发展"等核心概念的历时性语义流变；二是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定量分析揭示理论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在《儒家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性》等研究中实现跨文明对话。

当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面临三重转向：从历史叙述转向问题导向，聚焦共同富裕、科技革命、全球治理等现实课题；从文本解读转向实践阐释，注重理论创新与制度建构的互动关系；从学科边界转向交叉融合，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伦理学等学科形成协同创新。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就"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达成三点共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必须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话语体系。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需要强化三重自觉：在历史自觉层面，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逻辑；在理论自觉层面，要创新话语体系实现中国理论的世界表达；在实践自觉层面，要建立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的动态反馈机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这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指明了新的历史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