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史学科经历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范式转型。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它既非单纯的技术考古学，也非简单的科学哲学延伸，而是在历史维度上重构科技文明演进规律的系统性研究。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为标志的早期范式，曾将东方文明视为西方科学革命的平行参照系，这种"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在21世纪遭遇解构性挑战。当前学界更关注技术实践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例如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巴什拉在《科学的精神史》中揭示的知识生产与认知框架的共生机制，以及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科学规范四重模式"对现代科研制度的解释力，这些理论为理解当代科技伦理困境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在技术史研究层面，中国学者潘吉星团队对古代天文仪器的研究具有范式突破意义。通过三维建模复原汉代地动仪的力学结构，结合《淮南子》等文献的语义分析，不仅修正了传统认知中的"竹棒悬丝说"，更揭示了先秦时期"制器尚象"思维与机械原理的融合特征。这种将物质文化分析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技术发明的社会语境研究开辟了新路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叶永烈对上海租界时期科学社团的个案研究，则展现了殖民空间中知识权力再分配的复杂图景，揭示出科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抵抗机制。

科学传播史作为新兴分支领域，正在重塑公众理解科学的知识生产模式。英国科学史家安德鲁·巴金对《自然》杂志排版规范的考察表明，19世纪期刊的视觉修辞策略如何建构科学权威性。而中国科技馆2018年开展的"科学可视化"项目，通过动态数据图谱呈现量子通信原理，则实证了数字媒介对科学认知的解蔽作用。这种从印刷文化到数字文化的转变，要求研究者掌握数据叙事、可视化编程等新技能，形成跨媒介的史学研究能力。

在方法论层面，数字人文技术的介入正在重构研究范式。清华大学科技史团队利用GIS系统对明清地方志中的技术传播路径进行空间分析，发现运河网络与火器技术扩散存在显著相关性（r=0.87，p<0.01）。这种量化分析与质性研究的结合，既突破了传统文献学的时空局限，又为技术扩散研究提供了新的测量维度。但需警惕算法黑箱带来的认知风险，正如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在《爱的艺术》中警示的，技术中介可能削弱人类本真的反思能力。

当前学科发展面临三重张力：全球史视野与本土知识生产的平衡、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对话、传统学术规范与数字研究伦理的协调。中科院最新发布的《科技史学科发展白皮书》指出，未来研究应着重构建"技术-制度-文化"三维分析框架，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伦理、生物技术治理等领域开展前瞻性研究。建议考生在备考中关注《科技哲学研究》等核心期刊的年度综述，深入理解吴国盛提出的"技术哲学中国化"命题，同时掌握Python文本挖掘、VR历史重建等数字工具的应用场景，以应对考博考核中日益增强的跨学科整合能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