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法律学科，正经历着从传统规范体系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型。在"双碳"战略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该学科呈现出跨学科性、技术驱动性和国际协同性三大特征。以《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标志性法律修订为切入点，结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航空航天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科优势，当前研究应着重构建"技术-法律-政策"三元互动模型。

在理论建构层面，需突破传统环境法"命令-控制"型治理范式，引入航空航天领域的系统工程思维。例如，借鉴航天器环境适应性设计原理，构建环境风险的全生命周期评估体系，将环境承载力阈值设定与航天器发射窗口期相衔接。在制度创新方面，可探索建立环境信用分级动态管理机制，参照航空器适航认证制度，对重点排污单位实施分级分类监管。2023年生态环境部试点推行的"环保信用码"制度，已初步体现这种技术赋能治理的转型趋势。

实践应用维度，需重点关注新兴技术带来的法律挑战。以无人机环境监测为例，其数据采集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测绘法》等多重规范，需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框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遥感监测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构建环境监测数据确权、共享和使用的法律规则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典型案例分析中，2022年某跨国电子垃圾非法转移案暴露出国际环境司法协作机制的不完善，这要求研究团队深入剖析《巴塞尔公约》缔约国实践，结合我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定位提出制度优化方案。

学科交叉研究应着重突破三个融合点：一是将航空航天工程中的可靠性理论引入环境标准制定，建立环境质量指标的动态校准机制；二是运用人工智能算法优化环境执法资源配置，开发基于空间大数据的污染源智能识别系统；三是借鉴航天器国际合作经验，构建跨境环境损害赔偿的协同计算模型。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中，已有3个案例涉及跨域生态修复技术应用，这为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现实样本。

当前研究仍存在三方面理论空白：其一，环境标准的技术转化机制研究滞后于技术创新速度，特别是对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颠覆性技术的前瞻性研究不足；其二，环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尚未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经济成本核算层面；其三，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研究偏重传统法律文本，对数字货币结算、区块链存证等新型争议解决工具关注不够。建议建立由环境法学者、技术专家和工程师组成的跨学科研究团队，重点攻关环境治理中的"卡脖子"技术难题。

在方法论层面，应构建"法律解释-技术验证-政策仿真"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例如，在研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方案时，可运用北航开发的污染扩散模拟系统进行压力测试，通过蒙特卡洛算法预测不同监管措施的环境效益。同时，需加强国际比较研究，重点考察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等域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无废城市"建设实践进行适应性改造。2024年拟启动的"环境法治数字化工程"，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采集渠道和建模平台。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亟需实现三个转变：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防控转变，建立覆盖"资源开发-生产过程-消费终端-末端处置"的全链条法律规制；从单一监管向协同治理转变，构建政府-企业-公众-技术机构的多中心治理网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转变，将环境法治建设深度融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为"空天信息"学科群牵头单位，应充分发挥空间信息获取、大数据分析等核心技术优势，为环境法治研究提供独特的学科支撑。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科技前沿、符合全球治理需求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