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始终贯穿着对文明特质与现代化路径的深层追问。从《中国通史》的宏观叙事到《中国近代史纲要》的专题剖析，两条线索在暨南大学中国史考博的学术体系中形成有机闭环。以秦汉帝国的制度创新为起点，中央集权体制通过郡县制、察举制等机制构建起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框架，其"车同轨、书同文"的标准化工程不仅奠定了文化认同基础，更在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中展现出国家调控的早期智慧。唐代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其胡汉交融的文化景观折射出开放包容的文明自信，这种多元共生模式在敦煌文书与粟特墓志铭中留下鲜活实证。

明清两代的历史转折呈现出复杂面向。白银货币化催生的江南市镇经济，在《天工开物》的记录中显露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曙光，但"闭关锁国"政策最终将这种经济活力导向内卷化困境。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天下之势，常在危弱，不在于安强"的深刻洞察，实为近代危机的先声。这种传统智慧在晚清"中体西用"的改良尝试中遭遇实践困境，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有限性，本质上是前现代文明应对现代性冲击的必然挫折。

全球化时代的重审需要建立新的分析框架。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范式虽具启发性，但难以解释明清海禁政策中主动选择的治理逻辑。从郑和下西洋到隆庆开关，海洋战略的嬗变揭示出中国文明"陆海并重"的内在传统。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回响，在合浦汉墓的玻璃器与马六甲遗迹的考古发现中都能找到文化基因的印证。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创造性转化，既需要警惕西方中心论的认知陷阱，也要超越"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在唐宋变革制的制度创新与明清商业网络的区域差异中，提炼具有普适价值的文明发展规律。

这种历史自觉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从戊戌变法的制度移植困境到新时代的"两个结合"理论创新，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任何现代化方案都必须植根于文明基因的再诠释。在数字技术重塑历史研究范式的当下，暨南大学倡导的"大历史观"与"全球史视野"的融合，正在为破解"传统与现代"的世纪难题提供新的方法论启示。这种学术训练不仅培养的是专业史家，更是兼具文明自觉与全球视野的未来学术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