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学科，始终以优化资源配置、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为理论根基。当前我国财政改革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财政政策在稳定宏观经济、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愈发凸显。从马斯格雷夫财政学理论框架到黄群慧提出的"财政现代化"命题，学科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需求同频共振。

在理论建构层面，财政学正经历着范式转换的深层变革。传统公共财政理论强调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矫正机制，而新时代财政研究更注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平衡。以王绍光教授提出的"国家能力建设"理论为代表，当前研究聚焦于财政制度如何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同机制，破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现实难题。特别是在数字技术赋能背景下，区块链技术在预算执行中的应用、大数据对税收征管的革新等前沿议题，已成为财政学界关注的热点。

政策实践维度呈现多维创新特征。2019年实施的增值税改革使制造业综合税率下降16.4%，2023年新修订的《预算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这些政策实践背后，是财政学理论工具的创新运用：通过构建"财政风险防控指数"，将债务率、偿债率等指标纳入动态监测体系；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转移支付对区域发展差异的调节效应。值得关注的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驱动下，环境税制改革已进入试点深化阶段，生态补偿机制与绿色财政政策工具的创新组合，正在重塑财政与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关系。

学科发展前沿呈现跨学科融合趋势。财政学与行为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揭示了纳税人心理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机制，财政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协同效应研究运用DSGE模型构建政策传导路径。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评估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全流程可追溯，这种"技术赋能+制度创新"的融合模式，为财政管理现代化提供了新范式。但需要警惕的是，部分研究存在理论创新与政策实践脱节现象，如数字财政转型中技术应用与制度适配的匹配度不足，这要求学者在构建理论模型时增强实证检验的严谨性。

面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征程，财政学研究的突破方向应聚焦三个维度：一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体系，在公共价值理论、财政民主化等基础理论层面实现原创性突破；二是深化财政政策与数字经济融合研究，重点突破数据要素价值转化中的财政规则设计；三是完善财政风险防控机制，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地方债务风险预警系统。特别是在推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机制研究方面，需构建包含财政赤字率、专项债规模、转移支付结构的动态调节模型，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理论支撑。

当前研究存在三方面亟待突破：其一，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仍以传统凯恩斯主义框架为主，对新时代"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政策执行效能衰减问题的解释力不足；其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重过程轻结果、重量化轻质效的倾向，尚未建立与高质量发展指标相衔接的评估体系；其三，国际税收规则重构背景下，我国税制国际竞争力评估缺乏系统性指标框架。未来研究需强化政治经济学视角，将财政政策与中央地方关系、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通过构建"理论创新-政策设计-技术支撑"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推动财政学在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实现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