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校长在1928年临危受命执掌浙江大学时，面对的是"学科散漫，师资匮乏，设备简陋"的困境。这场教育救国的实践，不仅重塑了浙大精神品格，更折射出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复杂图景。1928-1948年间，竺可桢推行"三不足"改革方针，通过"重质量轻数量"的师资引进策略，将教授月俸提升至300银元，吸引严济慈、谈家桢等顶尖学者汇聚。这种"教授治校"模式打破了传统书院制桎梏，使浙大在抗战期间仍能保持"中国最顶尖的文理学院"地位。1946年梅贻琦接任校长后，提出"通才教育"理念，构建"三基四育"课程体系，在文理学院率先实施"基础科学+专业方向"培养模式。这种教育思想与哈佛大学通识教育形成对话，其《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成为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文献。1952年院系调整后，浙大工学院在钱三强、华罗庚等科学家推动下，形成"钱学森之问"的早期研究传统。改革开放初期，谷超豪、苏步青等学者倡导"弹性学制"，将工程教育与国际标准接轨，1984年成为全国首批重点大学。进入21世纪，浙大在"求是创新"办学理念指引下，构建"求是书院+专业学院"的住宿制书院体系，通过"求是云课堂"实现跨校区资源共享，其教育质量监测体系被教育部列为范式案例。值得关注的是，浙大在1929年首创的"导师制"历经百年演变，已发展成"本科生学术导师+研究生科研导师+职业发展导师"的三维体系，形成"求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闭环机制。这种持续百年的教育改革史，既是中国高等教育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文化层演进缩影，也为新时代"双一流"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