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石，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脉络之中。自毛泽东同志首次系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以来，这一理论创新工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奠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时期的系统重构和新时代的全面深化四个历史阶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面临理论创新与时代需求深度融合的新命题。

从历史维度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演进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中心论的理论框架，通过《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构建起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构想，在《论十大关系》中形成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探索，但受制于国际环境与国内体制的复杂互动，未能完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革命性突破，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制度创新新阶段。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呈现出三大理论创新维度：其一，在哲学层面深化对"两个结合"的理论阐释，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两个结合"实现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如"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系统构建了文明多样性理论框架。其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形成新发展格局理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的协同推进，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制度体系。其三，在政治建设维度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将"全过程民主"概念从制度设计层面拓展至社会治理实践，在基层协商民主、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实践中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治理模式。

当前研究需重点突破三大现实课题：一是如何将共同富裕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在第三次分配机制、乡村振兴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衔接方面存在理论空白；二是数字技术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提出的新挑战，需要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创造理论；三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背景下如何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转化中亟待完善话语体系。学者韩庆祥提出的"制度-技术-文化"三维创新模型，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在方法论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正经历从文献解读向问题导向的范式转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逄先知团队提出的"历史-现实-未来"三维研究法，通过解构《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命题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成功构建起连接经典理论与现实问题的阐释机制。这种研究范式在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能够有效整合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形成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例如在解释脱贫攻坚战略时，既运用政治经济学中的剥削理论分析制度优势，又结合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解析基层动员机制，最终形成多维度的理论阐释。

面对"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新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构建更具解释力和预见性的理论体系。在学术创新层面，应着力推动"四史"研究中的理论提炼，特别是从百年党史中总结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在实践创新层面，需深化对"国之大者"的理论回应，如构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在绿色技术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领域形成突破。在学科建设层面，应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学科的交叉融合，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当前学界正在探索的"数字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通过构建算法伦理、数据治理等新议题的理论框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数字时代的新内涵。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实现从"理论阐释"向"实践建构"的范式跃升。这要求研究者既要有深扎中国大地的学术自觉，又要具备全球视野的理论胸襟。通过构建"理论创新-实践验证-制度固化"的螺旋上升机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学术概念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具体研究路径上，建议建立"理论实验室"制度，选择自贸试验区、雄安新区等改革前沿作为理论试验田，通过政策试点形成可推广的理论成果。同时加强国际学术对话，在"一带一路"学术共同体框架下构建新型理论传播机制，使中国理论创新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的价值认同。

（注：本文参考文献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党的二十大报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文献选编》、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研究》、逄先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与时代要求》等权威文献，理论阐述严格遵循中央最新精神，研究案例均来自公开出版的政策文本和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