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始终贯穿着对“如何实现民族复兴”这一根本命题的探索。在当代中国历史学界，学者们围绕革命与现代化、国家认同、社会变革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多维度的研究范式。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为切入点，结合近年来该领域学术动态，从历史逻辑与现实关怀的双重视角展开论述。

从革命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来看，中国近现代史呈现出特殊的转型轨迹。自甲午战败至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重大革命浪潮：辛亥革命试图通过制度革命实现现代化转型，但受制于传统士绅与新兴资产阶级的权力博弈，未能建立稳定的现代国家体制；新民主主义革命则通过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双重使命。这种革命路径的独特性在于，它将反帝反封建斗争与社会主义改造有机统一，形成了“先革命后建设”的历史逻辑。黄仁宇提出的“数目字管理”理论在此得到验证，当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系、普及基础教育、构建公共卫生网络等制度创新，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跨越。

国家认同建构始终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议题。从晚清“保国保种”到民国“民族国家”概念的确立，再到新中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成型，国家认同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价值层面的递进式发展。五四运动后，知识界围绕“中国向何处去”展开激烈论战，梁启超提出的“少年中国说”与陈独秀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形成思想张力，这种张力最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转化为全民族共识。当代学者研究显示，抗战时期形成的“国家至上”观念通过《义勇军进行曲》等文化符号的传播，使国家认同从精英阶层向大众社会渗透，为新中国建立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这种认同建构的动态过程，印证了吉登斯所言“现代性是反思性现代性”的论断。

在社会变革层面，阶级分析框架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形成对话。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揭示的“农村包围城市”路径，打破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中城市中心主义的预设。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在此遭遇挑战，因为中国社会的反应并非被动适应，而是通过主动调适形成新的发展逻辑。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等传统社会壁垒的打破，催生了农民工市民化、新中产阶层崛起等社会变迁现象。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研究开始关注技术革命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如数字平台如何重构劳资关系、社交媒体怎样重塑公共领域，这些新动向为传统社会史研究注入了时代内涵。

思想文化转型呈现“破立并举”的辩证特征。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儒家传统的批判，既包括对科举制度的否定，也包含对“仁政”“民本”等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强调的“温情与敬意”，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当代学者通过研究《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论争，发现知识界始终在“全盘西化”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寻求平衡。这种思想张力在当代体现为传统文化复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机统一，如“非遗”保护与文旅融合、国学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治理模式。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出新的范式转换。冷战史观与全球史观的碰撞，促使学者重新审视战争、外交、经济等议题。以郑永年为代表的“中国模式”研究，强调从比较视角分析中国改革的独特性；而茅海建通过《天朝的崩溃》等著作，将鸦片战争置于全球殖民体系框架下重新解读。当前研究更注重跨国史与跨学科方法，如环境史视角下的瘟疫传播研究、医疗社会史中的中西医学对话，这些突破传统国别史研究范式的探索，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需要回应新时代提出的重大命题。如何从历史经验中提炼治理智慧，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历史解释体系，这些课题既是学术研究的前沿，更是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基础史料整理，推进数字人文技术应用，同时注重跨学科对话，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革新，为民族复兴提供历史镜鉴与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