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国学体系的核心构成，其研究始终贯穿着对文化基因的解码与精神谱系的梳理。在当代人文研究的语境下，这一领域呈现出理论范式转型的深层趋势，要求研究者既要有文本细读的功力，又需具备跨学科整合的视野。本文以《诗经》《楚辞》《文心雕龙》及历代诗论为研究对象，结合程千帆《诗体流变》、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等经典著作为参照系，试图构建起贯通古今的阐释体系。

文本细读仍是学术根基所在。以《诗经》中的赋比兴手法为切入点，可发现其不仅是艺术表现技巧，更是先秦巫觋文化在诗教系统中的转化形态。如《关雎》"关关雎鸠"的听觉意象，实为祭祀乐歌的残留痕迹；"窈窕淑女"的视觉书写，则暗合《周礼》"六艺"中的礼乐教化功能。这种形式与内容的互文关系，在《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论述中得到理论印证，形成早期诗学"乐教"传统的完整闭环。

比较研究方法在文学史分期中具有特殊价值。以建安文学与盛唐诗歌的对比为例，前者"三曹"作品多显"梗概多气"的慷慨风格，与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的进取精神形成互文；后者"李杜"诗篇则呈现"清水出芙蓉"的浑融境界，与王维《辋川集》的禅意审美构成呼应。这种风格流变不仅印证了《文心雕龙》"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论断，更揭示了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机制。

跨学科视野的引入为传统文论注入新解。运用接受美学理论重审《文心雕龙》"隐秀"说，可发现刘勰对文学含蓄美学的阐释，与德国接受理论"期待视野"存在深层对话可能。如《隐秀》篇强调"文外之重旨"，与姚鼐《古文辞类纂序》"义得于字句之外"的审美主张形成跨时空呼应，共同指向中国文学"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传统。

在当代学术语境下，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成为重要课题。以《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为个案，可揭示王国维如何将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与中国诗学传统融合，创造出"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审美范式。这种创造性转化不仅拓展了传统文论的解释空间，更为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研究过程中需特别注意避免两个误区：其一，文本阐释不能脱离历史语境，如对《离骚》的解读必须兼顾屈原放逐的政治背景与楚地巫风遗存的文化土壤；其二，跨学科研究要警惕理论嫁接的机械性，如运用结构主义分析唐诗时，需谨慎处理"兴发感动"说与索绪尔符号学之间的差异。只有坚持"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辩证思维，才能实现传统文论的创造性转化。

当前研究趋势显示，数字人文技术的介入正在重塑研究范式。通过文本挖掘技术对《全唐诗》进行计量分析，可量化考察初唐到晚唐的意象使用频率变化，这种数据可视化研究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支撑。但需警惕技术崇拜倾向，始终将人文精神置于首位，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诗词中的情感节奏，是机器永远无法破译的密码。"这种人文关怀与科技手段的平衡，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关键突破点。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承担着文明对话的特殊使命。通过重释《诗经》中的"风雅颂"传统，可发现其"美刺"手法与古希腊讽刺诗存在跨文化共鸣；比较《文心雕龙》与《诗学》在"神思"与"想象"理论上的异同，更能凸显中国诗学"象思维"的独特价值。这种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构建人类文学共同语，更能为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站在新的学术史方位，研究者应秉持"守正创新"的学术态度。守正，在于深研经典文献，如通过《四库全书总目》校雠学方法重建古代文学书目体系；创新，则体现在理论方法的突破，如运用认知诗学解析《红楼梦》中的隐喻机制。这种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或将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核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