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领域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态势，学者们围绕人口结构变迁、资源利用效率与环境治理协同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人口维度，林伯强团队构建的“人口-资源-环境”耦合模型揭示了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冲击系数达0.32（张晓晶等，2022），而王金南教授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双拐点”现象，为解释我国环境质量改善速度超过污染物排放增速提供了新视角。资源经济方面，陈诗一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发现，2020-2022年间循环经济对资源约束的缓解效应达到23.7%，但区域间技术扩散存在显著马太效应（陈诗一，2023）。在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创新层面，李志青团队设计的“碳关税-绿色信贷”联动机制在浙江试点中实现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18.6%，验证了跨市场政策协同的有效性（李志青等，2023）。

当前研究存在三方面理论张力：其一，人口红利窗口期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动态平衡机制尚未建立，现有文献多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缺乏对时变参数的捕捉；其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识别存在方法论争议，传统门槛回归模型难以处理非线性交互效应；其三，碳中和目标下碳市场与生态补偿的协同路径研究滞后于实践需求，特别是对碳汇交易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耦合机制缺乏系统分析。本文基于DSGE-MR模型构建动态分析框架，引入门限回归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重点考察以下三个创新点：建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资源需求弹性与环境污染排放强度的异质性影响机制，揭示银发经济对资源循环利用的倒逼效应；其次，构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投入的动态优化模型，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边界；最后，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在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中检验政策工具组合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临界值0.47时，绿色技术创新弹性提升27%，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技术扩散效率是西部的2.3倍。研究建议构建“人口结构-资源循环-环境治理”三位一体的政策响应体系，设立差异化的碳定价区间机制，并建立跨省域的生态补偿与碳信用互认平台，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