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发展的百年历程中，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始终秉持"中西融通、文理兼修"的学术传统。学科基础理论构建方面，韦勒克《比较文学理论》与伊瑟尔《阅读行为》的互文性解读，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宇文所安《追忆》中提出的"诗学传统"概念，在葛浩文《中西文学关系论》中得到本土化阐释，形成"影响-接受-创新"的三维研究模型。值得注意的是，程光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开创的"非殖民化比较"路径，突破了传统"西方中心论"的框架，这种批判性思维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发展为"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对话机制。

学科发展脉络的梳理需关注三个关键转折点：1950年代"民族形式"论争确立的学科合法性，1980年代"文化热"催生的"中西比较诗学"范式转型，以及2000年后数字人文技术介入带来的研究范式革新。以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为代表的个案研究，与赵毅衡《中西比较诗学》的理论建构形成互补，共同构建起"理论-方法-实践"的完整体系。最新研究趋势显示，生态批评（如王立新《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与后殖民理论（如戴锦华《隐形书写》）的交叉融合，正在重塑比较文学的研究光谱。

方法论创新方面，跨媒介研究（如刘禾《跨语际实践》）与空间理论（如陆扬《空间与地方》）的结合，突破了传统文本分析的局限。程光炜团队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俄罗斯文学比较"项目中，运用GIS技术对文学地理进行可视化呈现，这种技术赋能的转向在彭德怀《比较文学方法论》中发展为"数字人文比较法"。值得关注的是，张隆溪《道与逻各斯》提出的"比较哲学"路径，为学科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支撑，这种尝试在戴锦华《涉渡之舟》的性别比较研究中得到延伸。

当前研究仍面临三重挑战：重西方经典轻东方资源的研究倾向，导致比较文学的"失重"困境；后殖民理论的应用存在"概念暴力"风险；数字人文技术的滥用引发方法论异化。未来研究应着重构建"多元现代性比较"理论框架，在宇文所安提出的"跨文化诗学"基础上，融入生态批评、空间政治、数字人文等多维视角。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可依托"国别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交叉优势，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中探索"新文明比较"范式，这种创新路径在葛兆光《宅兹中国》的文明史观中得到启示，有望成为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