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科技革命正经历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跃迁的关键阶段，科学技术哲学作为连接技术实践与人文思考的桥梁，其理论范式亟需突破传统认知框架。在资本逻辑主导的技术扩张与全球治理赤字叠加的背景下，技术异化、伦理失序和认知革命带来的范式危机，使得科技哲学研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试图从三重维度解构技术发展的哲学意涵，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科技治理的实践路径。

技术异化现象在当代呈现多维渗透特征，不仅表现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更折射出数字资本主义重构社会关系的深层矛盾。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揭示的技术殖民化过程在中国语境中具有特殊表现：算法推荐系统正在解构传统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外卖骑手算法困局暴露出技术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元宇宙空间中的身份焦虑则预示着认知主体的存在危机。这种异化并非单纯的技术缺陷，而是资本逻辑与权力运作共同作用的结果。弗洛姆的技术批判理论在"东数西算"工程中得到创造性转化，通过构建算力资源跨区域调配机制，在技术效率与生态正义之间建立动态平衡，为破解技术异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科技伦理治理面临价值多元与规范缺位的双重挑战，西方个人主义伦理范式已难以应对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发展需求。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实践中衍生出协同治理模式：在脑机接口技术伦理审查中，建立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公众参与的四方协商机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技术伦理准则。这种治理创新突破传统伦理学的义务论框架，通过构建技术发展的价值排序矩阵，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北斗导航系统的自主化进程更证明，核心技术突破与伦理风险防控能够形成正向循环，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供范式参考。

认知革命带来的范式转换正在重塑人类存在方式，量子计算与神经科学的交叉突破引发本体论层面的深层变革。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启示我们，人工智能的认知边界本质上是人类语言结构的映射。在认知增强技术研究中，中国学者提出"具身认知-社会认知"双轮驱动模型，既避免技术决定论陷阱，又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局限。该模型在认知大模型开发中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构建包含56个民族语言的文化语料库，使AI系统具备跨文化认知能力，这为破解"技术殖民主义"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京沪干线"实践更表明，技术突破与哲学反思能够形成协同创新生态。

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节点，中国式科技哲学创新呈现出鲜明的实践品格。它既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替代，也不是传统技术的修修补补，而是通过制度创新、技术伦理和文化自觉的协同演进，开辟出技术文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这种道路强调技术发展的价值导向性，注重科技治理的包容性，追求创新成果的普惠性，为全球科技哲学研究贡献了东方智慧。未来研究应着重构建技术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在数字孪生、可控核聚变等关键领域深化哲学反思，使科技哲学真正成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