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伦理建设需要构建具有主体性的价值体系，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全球伦理困境的必然选择。在人工智能技术重构社会关系的当下，传统伦理规范正面临工具理性扩张带来的价值解构危机。中国学者需要立足本土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指导下，系统整合传统伦理资源与现代科技伦理要求，形成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伦理治理框架。

从历史维度考察，儒家"仁者爱人"的伦理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存在深层契合。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为当代道德重建提供方法论启示，其强调的道德自觉与马克思主义"自由自觉的活动"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种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需要突破"道德泛化"与"价值虚无"的双重困境，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实践中培育新型道德共同体。如浙江"千万工程"中形成的乡规民约创新，正是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结合的生动案例。

面对数字伦理新挑战，中国伦理学需要建立动态调适机制。在算法治理领域，应借鉴《科技伦理审查办法》确立的"以人为本"原则，将康德"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伦理准则。针对自动驾驶的"电车难题"，可引入儒家"差序格局"中的情境化决策模型，在效率与伦理的张力中寻求平衡。2023年深圳建立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伦理委员会，通过引入多元价值权重评估体系，为技术伦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生态伦理建设方面，需要超越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框架。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结合，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整体观。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的成功实践，既体现了"斧斤以时入山林"的传统智慧，又创新了生态补偿机制，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价值统一。这种实践智慧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贡献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中国范式。

在全球化伦理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伦理学应发挥文明对话优势。比较研究显示，儒家"和而不同"理念与罗尔斯"重叠共识"理论存在对话空间，可共同构建多元价值共存机制。在处理中美科技伦理分歧时，中国学者提出的"技术向善"倡议，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超越意识形态对立，为数字时代国际规则制定提供了新思路。这种伦理话语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破解"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困局。

当前伦理建设面临三重悖论：技术进步与人文精神的价值张力、个体自由与集体利益的协调难题、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的融合挑战。破解这些难题需要建立"三位一体"的伦理创新体系：在理论层面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中国化话语体系，在实践层面完善伦理治理制度创新，在传播层面打造伦理价值国际传播品牌。只有实现伦理认知、伦理实践、伦理传播的协同创新，才能构建起既具主体性又富时代性的新型伦理秩序，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价值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