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伦理学考博的备考研究需要以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和跨学科视野为核心，重点把握中西伦理学比较、现代性伦理困境、科技哲学与生命伦理等前沿议题。在经典文本研读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为道德实践提供了目的论基础，其"中道"概念在当代领导力伦理和企业管理中仍具解释力；康德义务论通过"绝对命令"构建了普遍化检验机制，但需警惕其形式主义倾向对具体情境伦理的遮蔽；密尔功利主义在代际正义和生态伦理领域展现出独特价值，但边际效用理论存在逻辑断裂。中国伦理学传统中，儒家"仁-礼"体系的现代转化可借助"关系伦理学"实现，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对实践理性具有启示意义，而张载"民胞物与"思想为全球正义提供东方智慧。

在现实问题回应层面，人工智能伦理的"价值对齐"难题需建立多主体协同治理框架，数据隐私保护应超越契约论视角，引入儒家"慎独"思想构建道德自律机制。生命科技领域，基因编辑的伦理边界应平衡人类增强与自然尊严，脑机接口技术需建立神经权利新范式。环境伦理方面，深层生态学"生态自我"概念可修正人类中心主义，但需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形成对话。教育伦理的数字化转型要求重构师生关系，数字原住民的道德社会化应融合儒家"教化"传统与存在主义选择理论。

方法论层面，现象学伦理学为理解道德主体性提供新路径，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可弥补传统伦理学主体偏好的局限。分析哲学工具在伦理概念分析中具有实证优势，但需警惕过度语言化导致的伦理相对主义。比较伦理学应超越文明冲突论，建立基于"伦理公共空间"的对话机制，如儒家"和而不同"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可形成互补。实证研究方法方面，道德心理学实验需结合跨文化比较，神经伦理学应谨慎处理大脑活动与道德判断的关系。

在中山大学伦理学研究的特色上，需重点关注其"批判理论"与"实践哲学"的双向互动。例如，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交往理性分析模型；在实践哲学方面，将陈来先生提出的"儒家伦理新外王"与阿伦特"行动伦理学"结合，探索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路径。同时，要关注粤港澳大湾区伦理治理创新，如跨境数据流动的伦理规范、跨境商业伦理冲突协调机制等现实课题。

最后，需建立动态的知识更新机制，跟踪《Ethic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等国际期刊最新成果，特别是AI伦理、神经伦理、生态正义等新兴领域。同时，要注意中山大学伦理学团队在生命伦理、科技哲学、比较伦理等方向的研究专长，在论文选题中体现与导师团队的学术对话可能。例如，结合王德峰教授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批判，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伦理问题，或从杨国荣教授的"本体论转向"视角重构道德哲学体系，此类创新性研究更能体现考生的学术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