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研究作为法学与历史学的交叉领域，始终承载着理解中华法系演进规律与当代法治建设启示的双重使命。在北大法律史考博的学术视野中，研究范式呈现出从制度文本分析向多元社会史重构的转向趋势。以《唐律疏议》的编纂逻辑为例，其"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理念，不仅折射出隋唐时期儒法合流的意识形态整合，更揭示了律令格式制度体系如何通过"礼法合一"实现社会秩序的动态调适。这种制度设计对当代法律体系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协同机制仍具镜鉴价值。

在方法论层面，瞿同祖提出的"法律演进是社会变迁的缩影"论断，为法律史研究确立了社会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以明清会审制度为切入点，通过《刑科题本》与《审案要略》的文本互证，可清晰观察到司法实践中"情法之平"的张力：在"亲亲相隐"与"亲亲相告"的伦理冲突中，司法官员如何通过"情理法"的权重分配实现个案正义。这种研究路径要求学者既具备律例文献的考据功力，又需掌握社会结构分析的实证工具。

比较视野下的法律史研究正在重塑学术格局。以《唐律疏议》与《汉谟拉比法典》的对比研究为例，学者发现中华法系"秋冬行刑"的时节性规定，与两河流域"血亲复仇"的绝对法则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差异本质上源于农耕文明"天人感应"思维与游牧文明"契约精神"的文明基因分野。这种比较研究不仅拓展了传统法系研究的疆域，更揭示了法律文化作为文明标识的深层内涵。

在当代转型语境下，法律史研究面临三重挑战：其一，如何处理传统律例资源在民法典编纂中的现代转化问题，如《唐律疏议》中"十恶"罪名体系与刑法体系化的当代衔接；其二，数字人文技术对传统研究范式的冲击，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明实录》中的司法案例，可揭示明代"重典治国"政策在不同地域的实践差异；其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法系现代性重构的路径探索，如"天理"概念在当代司法裁判中的创造性转化。

未来研究应着重构建"四维分析框架"：在历时维度上，梳理从《尚书·吕刑》到《大清律例》的制度嬗变；在共时维度上，比较东亚法系与中华法系的互动关系；在空间维度上，关注边疆民族法典与中原法系的融合创新；在价值维度上，挖掘"礼法合治"传统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启示。这种多维研究范式既能避免陷入碎片化叙事，又能突破"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

当前学界对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尤为迫切。梁治平提出的"法律与民间社会"研究路径，通过《名公书判清明集》等民间文献，揭示了宋元时期"出人意料"的司法实践，这种研究颠覆了传统律例研究的精英主义倾向。但需警惕过度诠释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关系，应建立严谨的文献批判标准。例如对《刑案汇览》中"情法相权"案例的分析，需区分司法档案的原始记录与后世编纂者的价值预设。

在跨学科研究层面，法律史正与经济学、人类学深度融合。以敦煌出土契约文书为研究对象，结合契约价格指数分析，可重构唐代敦煌地区的土地流转市场；运用人类学的"深描"方法解析清代宗族族规，则能揭示法律规范在基层社会中的实践形态。这种跨学科研究既拓展了法律史的研究边界，也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如何避免法律史沦为其他学科的工具化注脚，如何在保持法律专业性的同时实现学科对话。

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法律史研究应确立"历史智慧的现代转化"研究范式。以"亲亲相隐"制度的当代改造为例，通过比较德国刑法中的"秘密义务"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人保护"条款，可探索传统伦理资源与现代法治需求的融合路径。这种研究需要建立"历史-制度-价值"的三重分析模型：在历史层面考证制度源流，在制度层面分析功能适配，在价值层面平衡传统与现代。

最后需要指出，当前法律史研究存在三方面误区：其一，将传统法系简单等同于大陆法系，忽视中华法系"礼法合治""引礼入法"的独特性；其二，过度强调法律文化的连续性，忽视制度变革中的断裂与重构；其三，在全球化语境中陷入"传统复归"的浪漫主义倾向，忽视法律现代性的本土化创新。突破这些误区，需要建立更具批判性的研究方法论，在历史考证与理论建构之间保持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