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重要分支，在当代呈现出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特征。从学术史维度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三次理论重构：20世纪初第二国际学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本阐释，20世纪中后期新左派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批判，以及21世纪后全球资本主义新形态下的理论再生产。以大卫·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为例，其通过地理学视角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突破了传统经济决定论框架，更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形成了"空间正义"的分析范式，这种理论创新对理解当代平台经济中的剩余价值分配机制具有重要启示。

在当代研究前沿，国外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三大转向趋势：其一，研究重心从文本解读转向现实问题介入，如齐泽克提出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理论，通过精神分析法学方法解构当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二，方法论上形成"批判理论+数字人文"的复合研究路径，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历史唯物主义地理信息系统"（HMGIS）为例，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全球阶级结构进行可视化呈现；其三，研究场域从单一学科拓展至"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交叉领域，如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理论，将生态危机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矛盾分析。

比较研究视角下，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内研究存在显著差异：在理论渊源层面，国外研究更注重与法兰克福学派、南欧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如保罗·弗洛姆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国内"人道主义"话语的互动；在问题意识层面，国外学者更关注后殖民语境下的理论适用性，如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殖民批判的补充；在方法论层面，国外研究普遍采用"理论考古学"方法，如雷蒙·威廉斯对"情感结构"的历时性考察，这种研究范式对重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具有方法论启示。

当前研究仍面临三重挑战：其一，理论原创性不足，多数研究仍停留在经典理论的转译层面，如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数字化重构尚未形成系统成果；其二，现实介入能力薄弱，面对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劳动形态变革，国外学界尚未建立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三，跨文化阐释力欠缺，在比较研究过程中存在"西方中心主义"方法论倾向，如对非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拉美解放神学）的整合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突破这些困境需要建立"全球马克思主义研究共同体"，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构建跨地域、跨语际的理论生产网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应加强南南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话机制，推动形成具有人类文明新形态特质的批判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