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科技革命与文明转型的双重语境下，科学技术哲学作为连接知识论与方法论的枢纽学科，正在经历范式重构的关键时期。本文以"技术中介的伦理转向与文明形态演进"为研究线索，试图构建具有中国学理特质的科技哲学分析框架。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技术哲学研究不应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或价值负载的技术伦理讨论，而应深入技术作为存在论中介的本体论维度，这要求我们超越传统认识论框架，在技术物化与主体间性互动中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演进逻辑。

从技术物化角度看，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技术座架理论在智能时代呈现出新形态：算法系统通过数据采集、模式识别和自主决策，不仅重构了人类认知方式，更在神经科学层面改写生物智能的进化轨迹。这种技术物化的深层变革，使得技术哲学必须引入具身认知理论，关注技术中介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结构、思维模式乃至伦理判断。如MIT媒体实验室的脑机接口实验表明，技术介入已从外部工具层面向神经突触层面渗透，这种渗透性要求技术哲学建立新的分析模型，将技术物化过程与人类认知进化进行动态耦合分析。

技术伦理的范式转变则体现在价值判断主体的多元化重构。传统技术伦理讨论往往预设工程师与政策制定者的双重主体，但在开源社区、公民科学等新型技术生产场域中，技术伦理决策呈现出分布式特征。浙江大学王前教授提出的"技术伦理共同体"概念在此具有启示意义，即技术伦理应突破精英主导模式，构建包含技术开发者、技术使用者、技术受影响者等多方主体的协商机制。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例，贺建奎事件引发的全球性争议实质上是技术伦理共同体未能有效建立的表现，这要求我们重新设计技术伦理评估的参与式框架，将技术的社会嵌入性作为核心评估指标。

在文明形态演进层面，技术哲学需要建立跨文明比较分析框架。李约瑟难题的当代诠释应突破"李约瑟悖论"的二元对立，在技术哲学视域下重新审视中国科技传统的现代转化。不同于西方科技哲学对"理性主义"的路径依赖，中国传统科技思想中的"格物致知""天人合一"等范畴，实际上构建了独特的自然观与技术观。如清华大学路甬祥团队对《天工开物》的哲学分析表明，中国传统技术实践始终保持着"技以载道"的价值自觉，这种价值自觉在当代可转化为技术发展的生态伦理维度。当前中国在量子计算、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哲学创造性结合的产物。

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创新，最终要服务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安全等共同挑战，技术哲学需要建立跨学科、跨文明的技术治理方案。浙江大学在数字技术哲学、科技伦理治理等领域的学术积累，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技术合作的哲学研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未来研究应着重探讨技术标准制定中的文明对话机制，在5G、区块链等新兴技术领域探索多元文明共治模式，这既是技术哲学的时代使命，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1. 王前.《技术哲学导论》.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科学出版社, 1990.

3. Heidegger, M. 《技术的追问》.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4. 路甬祥.《科技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5. Flichy, P. 《数字时代的文化》. 商务印书馆,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