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需要以全球史视野重构时空坐标。在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考博参考书写作中，必须突破传统分期框架，将晚清至当代的400年历史置于文明对话与制度转型的宏观脉络中考察。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遭遇的不仅是军事侵略，更是西方现代性体系对传统帝制的解构性冲击。这种冲击在洋务运动时期呈现技术层面局部改良的特征，但甲午战败暴露出制度性缺陷，导致维新变法与革命浪潮的叠加爆发。1905年科举废除标志着传统知识体系的崩解，新式学堂与留学生群体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先锋力量。

民国时期呈现复杂政治生态，既有军阀割据的碎片化特征，又孕育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未完全实现，但其"民族-民权-民生"框架深刻影响了后续政治发展。五四运动作为思想启蒙的转折点，不仅催生马克思主义传播，更推动知识生产方式的革新。1927-1937年的国共博弈本质是两种现代化路径的竞争，南京国民政府的有限现代化尝试与中共的土地革命形成对照，共同塑造了抗战时期的政治格局。

抗日战争作为民族意识觉醒的关键节点，打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认知边界。正面战场与敌后根据地的互动形成多维抗战模式，延安整风运动确立的党的思想建设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组织范本。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现代国家建构的完成，但制度调试始终伴随挑战。改革开放初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质是突破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香港澳门回归与加入WTO等重大事件，展现国家统一与全球化的双重逻辑。

21世纪以来，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成历史连续性。但台湾问题、中美战略竞争等新挑战要求重新审视近代以来国家建构的未竟之业。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到麦克法夸尔的"中国中心观"，国际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范式持续演变。国内研究在杨奎松的"革命史"与陈旭麓的"现代中国史"两种路径之外，需更多关注区域史比较与微观史研究。例如，通过长江经济带与东南沿海的互动，可揭示近代化路径的区域差异；借助地方志与商会档案，能重构民间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图谱。当前研究应着重解决两个核心问题：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资源转化机制？怎样评估国家治理体系在百年变局中的调适能力？这需要综合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处理海量档案，同时加强跨学科对话，在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中寻找分析工具，最终构建具有解释力与前瞻性的中国近现代史理论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