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法学作为部门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国家法治进程同频共振。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党的领导下持续深化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达92.5%（最高检2022年工作报告），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刑事司法与监察职能有机衔接，智慧法院建设实现全国法院在线诉讼平台全覆盖。这些实践创新既彰显制度效能，也暴露出新型矛盾：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机制不完善导致部分案件存在变相强迫；监察机关调查结论与检察院审查标准存在张力；区块链存证等技术应用面临电子证据合法性认定困境。

从规范体系看，现行《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数据安全法》存在规范竞合，特别是在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中，第11条"案件调查决定书"与第52条"立案侦查"的规范冲突尚未完全解决。2023年最高法第14号指导性案例明确"监察机关调查终结"即启动司法程序，但该标准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立案标准仍存差异。实证研究表明，2021-2022年跨区域监察案件司法审查中，检察院对监察机关移送案件退回补充调查率达17.3%，显示程序衔接不畅的现实挑战。

技术赋能司法带来范式变革，但传统诉讼理论面临解构压力。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例，2022年在线庭审中区块链存证占比达68%，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0条对电子数据提取规则未明确"原始性"认定标准，导致部分区块链存证因操作流程瑕疵被排除证据资格。更深层矛盾在于，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在25个试点法院应用中，对量刑建议采纳率仅为73.6%，反映技术工具理性与司法价值理性的结构性张力。

制度完善需构建"三位一体"改革框架：在立法层面，应制定《刑事司法协同法》，确立监察机关与检察院的"双向移送+联席审查"机制，明确第11条与第113条规范的适用边界；在司法层面，建立"双盲"技术验证制度，要求智能辅助系统通过全国法院第三法庭组织的算法审计；在理论层面，需重构"过程理性"与"结果理性"的平衡理论，借鉴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3条"特别调查程序"经验，建立技术介入的司法豁免清单。

未来研究应关注两个前沿领域：其一，监察调查中嫌疑人沉默权保障的规范重构，现行法第116条对"重大事项"的界定标准模糊，需结合欧洲人权法院"比例原则"作出本土化阐释；其二，元宇宙虚拟空间刑事诉讼管辖权竞合问题，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年审理的"VR会议数据取证案"暴露出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条的适用困境，亟需建立"网络空间主权+数据跨境流动"的双层治理框架。唯有坚持问题导向、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相结合，方能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实现质的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