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伦理学在价值多元与科技革命的双重冲击下面临着本体论重构的迫切需求。孙伟平在《伦理学》中强调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关系"已成为理解伦理学当代转型的关键，这种辩证关系在人工智能伦理、基因编辑技术等新兴领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张力。从康德"绝对命令"到罗尔斯"无知之幕"，西方伦理传统始终在形式伦理与实质伦理之间摇摆，而中国伦理学传统中"仁者爱人"的差序格局与"义利之辨"的价值序列，为破解现代性困境提供了独特的东方智慧。李德顺提出的"价值论"理论框架，将伦理价值区分为规范价值、事实价值与可能价值三个维度，这种三维分析模型在解析环境伦理问题时展现出显著优势，特别是对"代际正义"与"生态承载力"的量化分析，突破了传统伦理学静态价值的局限。

现代性批判视角下的伦理学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万克坚在《伦理学基础》中指出的"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现象，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被进一步放大。当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资料，算法歧视、算法暴政等新型伦理问题不断涌现。以自动驾驶的"电车难题"为例，工程师在程序设计中嵌入的伦理算法实质上是将价值判断技术化，这种技术异化导致哈贝马斯批判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加剧。但王利明提出的"德性伦理当代转化"理论提供了积极应对方案，主张通过"慎独之思"重构技术伦理的实践路径，在区块链技术中嵌入"智能合约伦理条款"，在元宇宙空间中建立"数字人格权体系"，这种技术伦理的嵌入式设计既保持技术中立性，又确保价值导向性。

全球伦理视域下的实践路径需要构建"多元一体的伦理共同体"。当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暴露出疫苗民族主义的伦理困境时，全球正义理论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陈学明提出的"交往理性"理论强调，不同文明的价值体系不应陷入"文明冲突论"的窠臼，而是通过"伦理互鉴"实现价值共识。这种理论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伦理原则制定中得以验证，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生态正义的代际传递"与"生物多样性的文化共享"。当前正在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边沁"功利主义全球扩展"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建立"全球伦理指数"和"跨国伦理审查机制"，在数字货币监管、太空资源开发等新兴领域构建价值共识。

技术伦理的实践转化需要建立动态演进的规范体系。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的全球伦理恐慌中，张汝伦提出的"伦理容错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该机制主张将伦理规范区分为"刚性底线"与"弹性试验区"，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设定"三不原则"（不用于临床治疗、不突破自然生育边界、不进行基因增强），同时建立"伦理沙盒"机制在可控范围内推进基础研究。这种分层治理模式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中得到制度化实践，通过"风险分级"将AI系统划分为"不可接受风险"（如自主武器系统）、"高风险"（如医疗诊断AI）和"有限风险"（如推荐算法）三个等级，配套差异化的伦理审查标准。这种动态治理体系既保持伦理原则的稳定性，又适应技术创新的动态性，为数字时代的伦理建设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