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史研究作为法学学科的重要分支，始终与中华文明演进形成深度互文。在复旦大学法律史学科建设背景下，研究应着力构建"制度-思想-社会"三维分析框架，突破传统法典编年体例的局限。以《中国法律通史》为理论基石，需特别关注礼法交融的动态过程，杨立新教授提出的"礼法合流三阶段说"为解析汉唐律令提供了新范式。对《唐律疏议》的解读应超越"法典化完成说"，结合陈苏镇教授提出的"律令格式体系论"，揭示唐代司法实践中律文、令文、格式的协同运作机制。

比较法视域下的研究需建立"东亚法系"分析模型，劳东教授关于中华法系"差序格局"的论述具有方法论突破。以《大英法典》为参照，可对比《大明律》中"重典治盗"条款与英国《济贫法》的立法逻辑差异，这种比较不应止步于条文对照，而应深入剖析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对法律功能的需求分野。对"存留养亲"制度的现代转化研究，需结合黄静嘉教授提出的"差等正义"理论，探讨其与当代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的衔接可能。

数字人文技术的介入为法律史研究开辟新路径。以敦煌出土律令文书为数据集，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分析"户婚律"中女性财产权表述的时空演变，可实证检验"男尊女卑"法律建构的渐进性特征。这种量化研究需与质化分析相结合，如对《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出妻"案例的语料库建设，应同步进行法律修辞与性别政治的深度阐释。

当代法治建设中的历史镜鉴研究呈现新趋势。对《唐六典》"三省六部"制度现代转换的探讨，需突破简单的制度移植论，转而关注决策监督机制与当代"放管服"改革的契合点。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亲亲相隐"原则的立法争议，可借助《宋刑统》"隐匿罪人"条款的实践分析，揭示传统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的张力。这种研究应建立"历史问题-理论争议-实践困境"的三维分析模型。

法律史研究需警惕"历史决定论"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双重陷阱。在分析《汉谟拉比法典》与《云梦秦简》的相似性时，既要承认人类文明的共性，更要关注"同形异质"的制度成因。对"春秋决狱"的研究应区分汉代"亲亲得相首匿"与清代"亲亲相隐"的制度差异，这种辨析有助于避免将特定历史阶段的司法实践普遍化。在全球化语境下，需建立"多元现代性"法律史观，既承认中华法系的独特性，也注重其与伊斯兰法、印度教法等文明的对话可能。

当前研究应着力构建"法律史解释学"方法论体系。以《唐律疏议》"疏议"文本为切入点，可建立"立法原意-司法实践-学术诠释"的三角验证模型。对《洗冤集录》的跨学科研究，需整合法医学、民俗学、医学史等多学科视角，这种研究范式对完善当代司法鉴定制度具有启示价值。在数字人文与法律史交叉领域，应建立法律术语演变数据库，如"刑""罚""赎"等核心概念的语义场分析，为法律概念史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面对法律史学科发展的新挑战，需强化"问题导向"研究意识。针对"法律移植"的当代困境，可重新审视《大清民律草案》的立法经验，特别是其"中体西用"的编纂策略对民法典编纂的镜鉴意义。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当下，对"条约体系"与"国内法"互动机制的研究尤为重要，需结合晚清《海牙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的法律活动，分析传统"朝贡体系"向现代国际法接轨的路径选择。

最后，法律史研究应回归"以史为鉴"的学术本质。在人工智能立法领域，需借鉴《唐律疏议》"类推适用"原则，构建符合中国法治传统的算法解释机制。对"法律职业伦理"的历史考察，可追溯至宋代"磨勘制度"中的司法自律传统，这种研究对完善当代法官检察官职业伦理具有现实意义。在法治文明比较研究方面，应建立"制度比较-文化比较-价值比较"的递进式分析框架，如对比《汉谟拉比法典》与《唐律疏议》中的财产权保护条款，揭示不同文明对"正义"概念的具体诠释。

这种研究路径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又吸收比较法学、历史社会学等跨学科方法，在守正创新中推动法律史学科发展。研究过程中需特别注意避免"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的极端倾向，始终以当代法治建设需求为导向，在历史纵深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