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理论作为法学学科体系的根基，始终致力于回答"法律是什么""法律如何产生""法律如何实现正义"等根本性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理论考博研究范式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指导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体系，注重对传统法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对西方法学理论的批判性吸收。近年来，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法学理论研究呈现出三个显著转向：从教义学中心主义转向多元理论对话，从规范分析转向规范与价值平衡，从静态制度研究转向动态法治实践分析。

在基础理论层面，需重点把握法律本体论与价值论的辩证关系。张文显教授在《法哲学导论》中指出，法律既非纯粹价值实体也非单纯规范体系，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动态统一。这一论断为破解"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价值万能论"的二元对立提供了新思路。在部门法理论研究中，应建立"基础理论-部门规范-实践问题"的三维分析框架：以法社会学方法解构民法行为效力规则的形成机理，运用法经济学工具评估环境法的效率边界，结合比较法视野重构刑法总则中的正当防卫制度。梁治平教授提出的"法律与道德的对话机制"理论，特别适用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的制度衔接研究。

比较法学研究需突破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窠臼，建立"双向互鉴"新范式。舒国谟教授提出的"第三法学方法"强调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跨文明对话平台，这对理解《民法典》中"民事权利平等保护"原则与德国传统权利理论之间的张力具有方法论启示。在法律哲学领域，应着重考察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派的当代融合，特别是罗尔斯"无知之幕"理论对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表达的本土化诠释。李龙教授提出的"中国式法治话语体系"建设方案，为法律哲学研究提供了价值坐标。

在研究方法创新方面，需实现三大转变：从文本解读转向"法律现象-社会结构-文化基因"的系统分析，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法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的交叉融合，从理论建构转向"问题导向-理论创新-制度回应"的闭环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修订为例，研究团队采用"法律文本-实施效果-文化制约"三维模型，发现基层司法所存在的"形式正义悖论"，进而提出"法律援助资源下沉"与"乡土调解制度激活"的协同改革方案。

面对数字法治时代的新挑战，法学理论创新应聚焦三大前沿领域：算法治理中的权利平衡机制、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哲学基础、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正义标准。中国政法大学"数字法治研究中心"提出的"技术中立原则的边界重构"理论，为破解平台经济垄断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在研究范式上，建议采用"法律技术学"跨学科方法，将法解释学、法律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相结合，构建算法可解释性评估指标体系。

当前法学理论研究的突破点在于实现"两个统一"：统一法律规范的形式理性与实质正义诉求，统一本土法治传统与全球治理规则对接。以《民法典》第184条"禁止权利滥用"条款的适用为例，研究显示基层法院存在"泛道德化裁判"倾向，这要求理论界建立"权利边界动态评估模型"，将法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与法社会学中的"规范实践场域"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限制理论。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提出的"文明型法治"理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法治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

在写作过程中，需特别注意理论创新的"中国问题意识"。例如，针对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力制约困境"，可引入福柯"规训权力"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同时结合黄宗羲定律的历史镜鉴，构建"程序激励-权力制衡-文化认同"三位一体的制度优化方案。这种将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法治理论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正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理论研究的显著特色。

最后，需建立"理论-制度-实践"的良性互动机制。以《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效果评估为例，应采用"法律文本-监管科技-公众认知"的三角研究法，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执行偏差，进而提出"行业合规指引动态更新机制"等制度建议。这种研究范式既符合法学理论研究的学术规范，又回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体现了中国政法大学"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