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间关系的重要规范体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革性与挑战性。当前国际法发展呈现三大核心趋势：其一，传统主权范畴加速解构，数字主权、极地开发权等新型权利诉求不断涌现，如联合国《全球数字契约》谈判中关于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意见分歧，折射出国际社会对数字时代主权边界的认知冲突；其二，国际治理机制深度重构，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摆引发国际经济法体系信任危机，而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争端调解中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争端解决机制等新型治理架构正在形成补充性规则；其三，国际法实施效能显著弱化，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执行机制中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履约不足、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僵局等案例，暴露出现行国际法体系在规范供给与执行监督方面的结构性缺陷。

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法实践层面展现出独特价值坐标。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创新提出"南海和平共处框架"，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强制争端解决排除条款转化为区域实践模板；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率先发布《跨境数据流动安全评估办法》，将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与国际通行的风险评估标准有机衔接；通过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参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等制度性参与，持续完善国际法治话语体系。但需清醒认识到，我国在国际法教义学创新、国际司法机构改革等领域的学术贡献度仍存在提升空间，特别是在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中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支撑。

面对国际法体系的范式转型，中国学者应着力推进三重理论突破：在规范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新型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将发展权、环境权等非传统权利纳入国际法统一框架；在方法论层面，发展"中国问题导向的规范分析"研究范式，通过解构RCEP争端解决条款中的中国方案，提炼可复制的区域法治创新模式；在实践层面，完善"国内-国际-区域"三级规范转化机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关于国际条约保留条款的规定，转化为指导"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制度工具箱。如针对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可借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域外效力规则，结合我国《网络安全法》第37条数据本地化要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主权规则原型。

国际法的终极生命力在于其适应现实的能力。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从"西方中心主义"向"多元共生"的深刻转变，中国法学界亟需突破传统比较法研究范式，在三个方面实现创新突破：其一，建立国际法规范生成数据库，系统梳理联合国文件、WTO判例、国际商会规则等多元文本，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炼国际法原则的演化规律；其二，构建"双循环"国际法研究模型，将国内法治实践（如海南自贸港国际法律适用试点）与国际规则互动（如CPTPP环境条款谈判）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其三，发展"数字孪生"国际法模拟系统，通过构建数字孪生法庭、虚拟国际谈判平台等实验场域，预演人工智能武器、元宇宙空间等新兴领域法律规则。唯有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方能推动国际法体系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数字文明时代新型国际法秩序"的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