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作为研究中华民族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应对挑战、实现复兴的学科领域，始终围绕民族独立、社会变革与现代化路径三大基本问题展开。贵州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团队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经典著作基础上，形成了以“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为核心的研究范式。本文将从三个维度解析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演进逻辑，结合西南地区历史文献与口述史资料，探讨民族国家建构、社会转型模式与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内在关联。

在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维度，贵州师范大学团队特别关注西南边疆的治理实践。以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在贵州的推行为切入点，揭示中央政权整合多民族地区的制度创新与地方适应机制。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足迹，则成为考察中共早期民族政策的地方性实践样本。研究显示，贵州苗、布依等少数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大团结”传统，为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历史参照。

社会变革与现代化路径的互动关系，需要突破传统“线性进化史观”。以贵州“煤铁之城”贵阳的工业转型为例，1909年磷矿开采与1947年磷肥厂建设两个关键节点，折射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下技术引进与本土化改造的悖论。对比重庆、汉口等长江上游城市，贵州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滞后性-跳跃性并存”的特征：抗战时期工业内迁催生的军工体系，在建国后未能延续为独立工业体系，却为“三线建设”时期的大国防工业布局奠定了基础。这种“被动现代化”经验对当前西部大开发中“承接产业转移”与“自主创新”的平衡具有重要启示。

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的学理建构，需建立多学科交叉研究框架。贵州师范大学团队运用口述史方法，抢救性记录老一辈革命家、技术专家对“三线建设”的亲历记忆，发现技术转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知识折损率”现象——贵州机械厂在引进苏联技术时，因工程师流失导致设备本土化率不足40%。这种案例为分析新时代“卡脖子”技术攻关提供了历史镜鉴，揭示出人才储备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关键作用。研究同时指出，西南地区在抗战大后方形成的“大科学”协作模式（如昆明西南联大与贵州修文抗战科研所联动），对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在方法论层面，本文创新性地将“全球史”视野与“在地性”研究相结合。通过对比英国“脱亚入欧”与晚清“师夷长技”的异同，揭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借助贵州“中国天眼”FAST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水落洞”雷达站的空间叠合分析，论证科技自立自强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这种“长时段-短事件”的立体研究法，既避免陷入碎片化叙事，又防止陷入宏大叙事的空泛化倾向。

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研究，本质上是解码民族复兴密码的历史学实践。贵州师范大学团队通过深耕西南边疆史、抗战史与当代转型史，构建起“历史—制度—文化”三维分析模型。研究证明，中国道路的成功既源于对近代以来各种救亡图存方案的批判性扬弃，更得益于在历史经验中提炼出的“渐进改革”智慧。这种智慧在新时代体现为“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破解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根本遵循。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数字技术对历史研究范式的重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现代化路径的互动关系，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前沿方向，也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