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说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理论创新，这一进程既是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批判性吸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经历了从引入西方经济学派到构建自主理论体系的转型，其中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学术机构始终处于理论创新的前沿。

在西方经济思想本土化阶段，以陈启修、赵元任为代表的学者系统引入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等人的理论体系，通过《经济学原理》的译介与教材编撰，奠定了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基础。这一时期的研究注重方法论引进，如张之洞在《劝业书》中强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在经济学领域体现为对西方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积极采用。但受制于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理论建构多停留在知识移植层面，未能形成原创性突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李达、赵毅仁等学者通过《资本论》的译介与研究，构建了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实际上运用了马克思的农村社会分析工具，开创了政治经济学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范式。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全国首个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等学府，其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成为经典教材，确立了以生产关系分析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思想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格局。吴文远对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发展，其关于"混合所有制"的早期论述为后来的股份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比较经济学领域，张五常通过《中国的经济制度》等著作，将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相结合，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这一成果在人大经济学院形成专门研究团队，持续影响学界对改革路径的思考。

进入21世纪，数字经济催生了经济思想的新范式。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升级路径，这一理论在人大形成跨学科研究平台，整合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学与信息经济学。在全球化退潮背景下，王宁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学阐释，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全球治理创新相结合，相关成果发表于《经济研究》等顶级期刊，被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建议。

当前经济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三大转向：其一，从单一理论阐释转向制度分析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如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学理探讨；其二，从静态比较转向动态演化研究，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经济思想的代际传递；其三，从本土化吸收转向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创新，在数字经济、碳中和等领域形成中国特色理论框架。中国人民大学通过"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心"的跨学科平台，持续推动这些前沿研究，其成果在2021年"全国经济学界优秀成果奖"中占据四席，彰显了学科建设优势。

这种理论创新始终遵循着"问题导向-历史自觉-全球视野"的研究范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中，学者们既注重总结四十余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又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重构。这种研究路径既传承了《资本论》的批判精神，又融合了现代数理分析工具，在"共同富裕""双碳目标"等重大议题中展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未来研究需在守正创新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认识，这既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使命，也是中国人民大学作为顶尖学府的历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