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需立足制度变迁视角，系统考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经历三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自然经济解体与市场体系初步形成阶段，第二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确立与演变，第三次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这三个阶段既呈现线性演进特征，又存在多重断裂与重构，需以制度经济学框架进行动态解析。

在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洋务运动（1861-1894）与洋务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的兴办具有标志性意义。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折射出传统经济伦理与近代工业文明的冲突，其创办的汉阳铁厂（1890）虽因官办模式弊端导致产能不足，却客观上推动了近代工业技术的本土化传播。甲午战败后，民族资本在1895-1911年间呈现"实业救国"浪潮，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1895）通过"南通模式"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与地方自治的良性互动，这种官督商办与民办企业的混合形态，为后续一战期间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奠定基础。

1912-1949年间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深化，需重点考察关税自主权丧失（1931）与农村土地问题。国民政府推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1930）因土地兼并严重与实施不力而成效有限，1946年《中国土地法大纲》虽实现土地分配，但伴随恶性通胀（1948年物价指数较1946年上涨3700倍）与战争破坏，未能根本改变农村生产关系。这一时期买办资本与官僚资本形成"四大家族"（陈立夫、陈果夫、宋子文、孔祥熙），通过控制国家银行（如中央银行）与外贸垄断（如中国输出入境贸易公司）形成经济特权阶层，其与民族资本的矛盾最终导致1949年经济秩序的根本性重构。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建设，具有鲜明的制度实验特征。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重点项目）通过苏联援助建立重工业体系，但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导致1958年"大跃进"期间钢产量虚报（实际仅生产400万吨）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78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安徽小岗村试点）的推行，使粮食产量从3亿吨（1978）增至4亿吨（1984），印证了产权改革对生产力的释放效应。但价格双轨制（1984-1993）引发的"官倒"现象（如彩电价格倒挂差价达1.7万元/台），暴露了渐进式改革的制度成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中，需重点分析双轨制转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与加入WTO（2001）的效应。1994年价格并轨使国有企业负债率从78%降至65%，但下岗潮（1998-2003年国企职工减少2100万）凸显改革阵痛。2001年后加工贸易占比从31%升至59%（2006年），沿海地区形成"世界工厂"地位，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依存度从64%降至59%，倒逼产业升级。当前经济史研究需关注数字经济（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达39.8万亿元）与双循环格局（2022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68.1%）的制度创新，以及共同富裕目标下第三次分配（2021年慈善捐赠占GDP0.16%）的实践路径。

制度变迁中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改革需兼顾效率与公平，渐进式转型应注重利益协调机制建设。从洋务企业的官办困境到现代混合所有制改革（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从统购统销到市场定价机制（2020年农产品期货市场覆盖90%品种），制度创新始终围绕产权明晰、市场主导、政府调控三大支柱展开。当前研究应加强计量经济史方法运用（如张晓晶团队对1949-1957年工业增长因素分解），同时注重口述史与档案材料的交叉验证，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史理论体系提供实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