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溯源与实践创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这一论断揭示了政治哲学研究必须植根于社会实践的历史辩证法。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始终遵循这一科学方法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展现出独特的理论品格。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原创性出发，结合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系统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了科学的国家理论体系，其核心在于揭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阶级本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国家是道德观念的现实"，这一论断既批判了黑格尔将国家抽象为绝对精神的异化，又确立了政治哲学研究的现实维度。这种理论特质在当代得到创造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从"管理型国家"向"服务型国家"的范式转换，在《之江新语》中系统阐述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理智慧。

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维护私有制的本质，这种批判精神在当代演化为对技术治理异化的警惕。福柯的"治理术"理论虽揭示了国家权力渗透日常生活的新形态，却未能超越资本逻辑的束缚。而中国政治哲学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创造性地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在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实践中，基层群众通过协商民主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这种"参与式治理"模式既避免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化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威权体制的封闭性弊端。

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虽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但其阶级分析框架在当代遭遇挑战。中国政治哲学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构建了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这种理论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充分验证，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工程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更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重塑了南南合作范式。习近平在《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系统阐释的"六大原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国际政治现实的有机统一。

面对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治理挑战，中国政治哲学展现出前瞻性理论创新。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虽关注交往理性的重建，却难以应对算法权力带来的异化问题。在"数字中国"战略指引下，中国创造了"网格化管理+大数据分析"的新型治理模式。深圳前海的"城市大脑"系统通过实时数据采集与智能决策，将公共安全响应时间缩短67%，这种技术赋能的治理创新既避免了"技术至上主义"的陷阱，又克服了传统科层制效率低下的问题。这种实践智慧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得到升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被提升到"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需要继续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原则。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功提炼出"民惟邦本"的治理智慧与"大同理想"的价值追求。在雄安新区建设中，"未来城市"规划既运用BIM技术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又融入"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创造了智慧城市建设的中国方案。这种理论创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得到系统总结，其"六个必须坚持"的方法论体系，为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回应时代之问。从《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的论断到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形势，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这种理论自觉不仅体现在二十大报告"十三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中，更贯穿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具体实践，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永恒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