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作为一门研究中华文明音乐发展脉络的学科，其研究价值不仅在于梳理历代音乐形态的演变轨迹，更在于揭示音乐文化与社会制度、哲学思想、审美意识之间的深层关联。以《中国音乐史纲要》为研究基础，结合近三十年考古发现与文献整理成果，中国音乐史研究呈现出从宏观叙事向微观考证、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融合的转型趋势。在音乐形态学层面，商周礼乐制度奠定了"乐以载道"的伦理框架，曾侯乙编钟的十二律体系实证了先秦音律学的高度成就，而《诗经》305篇中的十五国风则构建起早期音乐文学的双声叠韵特征。至秦汉时期，随着琴律改革与乐府制度的建立，音乐功能从祭祀礼仪向世俗娱乐领域扩展，张衡《西京赋》对太乐署编制的详细记载，折射出中央乐舞体系的成熟状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在民族融合中呈现多元共生格局。龟兹乐传入中原后形成的"丝路乐舞"，通过《霓裳羽衣曲》等作品实现了异域乐舞的本土化改造；嵇康《声无哀乐论》突破儒家"移风易俗"的功利性音乐观，提出"声成文"的审美本体论，这种音乐哲学对后世文人音乐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唐代燕乐二十八调的确立标志着中国音乐音阶体系的基本完成，敦煌曲谱的发现则填补了古代记谱法的空白，两者共同构成了唐代俗乐高度发展的物质见证。宋元时期，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的减字谱与散曲的勃兴，推动音乐文学向抒情性方向深化，而元杂剧"唱赚"声腔的成熟，则预示了戏曲音乐程式化发展的新阶段。

明清音乐研究需重点关注礼乐制度的解构与重构。明代朱载堉《律学新说》提出的十二平均律理论，不仅解决了旋宫转调的技术难题，更从数学角度验证了《周礼·冬官·考工记》的律学原理。清代《钦定皇朝礼器图式》对宫廷雅乐的规范化记载，与《霓裳续谱》等民间乐谱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官方与民间的张力恰是音乐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则需重新审视中西碰撞带来的范式转换，从刘天华二胡改革到黄自《弦乐四重奏》，音乐教育体系从"以洋为主"向"中西融合"的转型过程，既包含文化自觉的积极因素，也暴露出传统音乐传承的断裂危机。

当前研究需在三个维度深化突破：其一，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对古谱进行声学分析，如中央音乐学院对《碣石调·幽兰》的频谱还原，可量化验证音乐形态的历时性演变；其二，加强音乐人类学田野调查，贵州侗族大歌的传承机制研究揭示出"歌师"制度对音乐活态传承的关键作用；其三，构建"大历史观"下的音乐传播网络，通过丝绸之路考古发现与乐谱文本互证，可勾勒出佛教音乐东传与本土化融合的详细路径。安徽师范大学中国音乐史学科在徽州民间音乐文献整理、戏曲音乐形态学分析等领域具有传统优势，未来研究应着重开发区域音乐文化数据库，建立传统音乐传承人的口述史档案，同时拓展与艺术人类学、音乐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音乐理论体系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