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在当代呈现出多维度、跨学科的发展趋势，这一动向既延续了传统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追求，又回应了全球化时代对历史解释的新需求。以复旦大学中国史学科建设为例，其研究范式始终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路径，注重将政治制度史、社会文化史与经济史研究相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传统。

在政治制度史领域，复旦学者对传统官僚体系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如包伟民教授通过江南地区府县档案的微观考察，揭示了明清时期基层治理中"书办-吏役"群体的实际作用，这一发现突破了传统"官—民"二元对立的简单框架。陈恒教授则聚焦于宋代台谏制度，通过《宋会要辑稿》的系统性研究，论证了谏官群体在政治决策中的"有限监督"机制，为理解宋代政治文化提供了新视角。这些研究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传统，又吸收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形成"大历史观"与"长时段"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特色。

经济史研究方面，复旦团队在长江经济带与海洋贸易史领域取得突出成果。张箭教授基于马士《中国外交史》的再解读，重新构建了19世纪华南对外贸易网络的空间拓扑模型，揭示出广州十三行与东南亚、印度洋贸易系统的互动关系。王利华教授通过对浙东地区"会馆-商帮"复合体的考察，论证了民间组织在近代市场整合中的枢纽作用，这一发现被学界视为"中国商业社会史"研究的范式突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学者在环境史领域与地理学界的合作成果显著，如彭慕兰《大分流》引发的学术争鸣，促使中国史研究者重新审视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

社会文化史研究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特征。李伯重教授提出的"江南地区唐宋变革论"，通过农业技术、土地制度与人口结构的系统分析，重构了传统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这一理论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华南、华北的比较研究。在性别史领域，单文经教授对明清江南纳妾制度的量化研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了士绅阶层婚姻策略中的性别政治。近年来，复旦大学团队在数字人文领域的探索尤为活跃，如通过GIS技术对清代地方志中的灾害数据进行空间计量，构建出动态灾害系统模型，为传统史料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方法论创新。

思想史研究在复旦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陈来教授通过对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哲学史梳理，论证了儒学内在发展逻辑与外部政治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研究路径影响了近年来"儒学现代转化"系列课题的开展。在宗教史领域，杨庆堃的"宗教社会史"理论在复旦得到延续发展，如赵殿红教授对佛教寺院经济与社会网络的跨世纪研究，揭示了宗教组织在传统社会中的多功能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青年学者在"新儒家研究"与"比较哲学"方面取得突破，如对朱熹与陆九渊思想差异的计量语言学分析，为传统哲学研究注入了跨学科活力。

当前中国史研究正面临方法论创新与学科边界重构的双重挑战。在数字技术深度介入的背景下，如何平衡量化分析与质性研究的关系，如何处理全球史视野与传统国别史研究的张力，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复旦中国史团队通过"长江文明与全球互动"等重大课题的推进，尝试构建"区域-全球"双重视角的解释框架。这种探索不仅为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更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研究需在保持学术独立性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在文明比较中彰显中国史研究的独特价值，这既是复旦学人的学术使命，也是中国史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